一直以来，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发展，不断扩张床位，不断扩大基本建设。相应的资金是从结余中来，医院主要通过多开药、多开检查以提高收入。只有扩张床位、扩大基本建设，医院才有可能在硬件等方面满足等级评审要求，要知道不同级别的医院，财政补助、技术准入等标准都是不同的。
所以，只有实现这些政绩目标，院长才有可能在仕途上稳步青云。这导致很多院长并不在乎医院的内部管理，不在乎如何节约成本，他们忙着如何做大医院收入，如何去游说政府部门获取资源支持，这些资源包括土地、设备、财政投入等等。
这次城市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落实政府办医的职责，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主要途径就是建立高效的政府办医体制。
由此，“高度集权”的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提上日程。管委会主要由政府成员组成，例如：福建省管委会主任是福建省副省长，副主任包括卫计委主任，具体 成员为人社部门、审计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物价部门等副厅局人员组成。管委会负责公立医院的发展规划、章程制定、重大项目实施、财政投入、运行监 管、绩效考核等等。
在此体制下，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一边收权，一边放权。为什么这么说？管委会收取的权力包括规划发展权、项目实施权等等，而这些权力过去都是由院长做主，重大决策报卫生部门审批。政府既然收取了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政府保证六项办医责任，还有监督职责。
下放给公立医院的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内部分配等。人事管理权是指医院自主聘用员工的权力，内部分配包括工资总额的确定、内部绩效工资分配方式。过去，公立医院在财务上是自负盈亏的，但在人事管理和内部分配等方面并无话语权（是否能真正放权，这是另一回事）。
一边收权、一边放权的同时，指导意见要求“取消公立医院和院长的行政级别，院长转变为彻底的职业经理人，专注于医院内部管理”，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迫使医院改变过去创收的方式，医院院长的年薪将绩效考核挂钩”。
表面上看，院长的权力似乎受到了约束，管委会和院长的权力分配似乎很合理，但由政府成员组成的管委会本身就是一个长官组织，这导致医院的权力完全上收了。
第一，谁能保证公立医院院长的聘任是公开、透明呢？其次，管委会的最高领导为区域行政长官，一个小小的职业化院长，又如何保证独立的管理方向？比 如，谁能保证招聘人员不走人情？第三，作为行业监管的卫生行政部门如何挑战管委会，想想吧，卫计委厅级主任能挑战副省长吗？第四，管委会负责医院发展规 划、重大项目实施和财政投入，在管委会成员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为此结果兜底和负责的人。
除了权力上收，城市公立医院指导意见还要求把公立医院定位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禁止医院盲目扩张，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医院的药品、耗材、大型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得高于30%等等。
这些都意味着，政府管制的味道越来越浓（很符合事业单位的本质嘛），公立医院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安安分分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在这个界限外，社会资本办医或许将迎来更多生存空间，你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