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封存了27年。
1988年，我第一次遭遇医疗暴力。那天下午，我在宁波二院急诊科跟一位老师轮岗实习。
当时的急诊科，和总院是分开两处地方。那天，异常忙碌。
我和老师正在给一位患者做清创缝合。突然诊室外面院子里传来一阵喧哗声和护士的尖叫声。
紧接着诊室们被踢开，闯进两位年轻人，俩兄弟模样，怒气冲冲。其中年纪大些的年轻人手里还缠着带血迹的绷带，带着些酒气。
老师处于职业的习惯，大喊了一声：“你们不能擅自进来，我在做手术！”
两位年轻人指着我老师的鼻子叫嚣着说：“你马上给我缝手上的伤口！否则老子对你不客气！”
老师也是一位年轻的主治大夫，他被迫放下手上的活，让他们到院子里有话好好说。
结果刚出诊室，老师刚说让他们先去做破伤风皮试，就被患者扯打在地。
旁边年纪小点的那位也想去冲向老师，被我拦住。
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不知该怎么说。我急得大声喊道：“不许两个人打一个人！你如果上，我也不客气！”
这一喊，引来了这俩的注意，年纪大的这位凶狠狠地转头朝我冲来。
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全是女性，那时代也没有保安，我只能豁出去了。
出于平时练武的本能，我对着大流氓的腹部猛地给了重重的一记扫腿。
大流氓终于捂着肚子蹲下，有站了起来。旁边的小个也懵在那里不敢挪步。
我来了情绪，把白大衣脱掉，扔给围观的护士，又是上去一记飞铲腿踢在大个的肩上。
大个子被我踢了个人仰马翻。
最终，这俩流氓抢了我的白大褂，骂骂咧咧逃走。
被打的老师很感激我这位医学生。教研组老师特意替我补领了一件新白大褂和新听诊器。
我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中。
当天晚上，我无法入眠。我的思想在做激烈的斗争，各种念头充斥着我的脑袋。
明天还要去上班吗？万一他们来报复怎么办？我是否放弃学医，早点改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家里父母怎么办？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无援和害怕。
最终，我选择了继续在急诊实习上班，除了听诊器和笔记本，口袋里还多揣了一把水果刀。
其实，连续几天上班我都是心不在焉，时刻提防着有人袭击我。
一周后，一切平安，我的心情才渐渐恢复平静。
这件事，封存了27年。
27年后的今天，我目睹和听说的中国医疗界暴力事件已经无计其数，也知道许多年轻医生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最初从医梦想。
幸运的是，我没有放弃。
在我毕业参加工作以后，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在随后从医的20多年里也没有遭遇到类似的医闹事件而把腿踹在了“患者”身上。更多的是，我挽救了血管病患者一条条的腿。
值得警惕的是，在医院病房大楼越造越豪华的今天，对于医生执业的安全保障措施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几近空白。
面对此起彼伏的医疗暴力，医生群体除了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愤怒、逃避、委屈，还应该做点什么，为了中国医疗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