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资格考试全是选择题，以百分制计，考满60分就能上线。如果把医师资格考试比作考驾照，儿科医生加试录取意味着连交规都没考过的人，就被派去开大货车。
1998年7月，儿科医学专业被以“专业划分过细”为由列入高校专业调整范围，自此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被纷纷关闭。十余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五千多人。
一年一度的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进入倒计时，这项小众考试在今年却引发了全民关注，因为涉及与每个家庭都相关的儿科。
2015年7月27日，国家卫计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专业内容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为缓解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的现状，2015年起对这两个岗位的专业人员开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变相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儿科医生被贴上了劣等医生标签”，类似的不解和质疑在医疗圈不绝于耳。
“如果连全国的分数线都达不到，这样的执业人员质量如何保证？”在广州和睦家诊所医疗总监夏凯莉看来，医师资格考试“真心不难”。总分600分的试卷，全都是选择题，近几年分数线大致在360分上下浮动。以百分制计算，考满60分就能合格。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医学生来说，通过考试几乎没有难度。
她把医师资格考试比作考驾照，“连交规都没考过的人就被派去开大货车，你说能行吗？”
被业界看做饮鸩止渴的政策也折射出国内儿科告急的困境。
《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包括助理医师在内，我国共有执业医师261.6万，其中仅有3.9%是儿科医师。根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的统计，比照欧美发达国家医生患者1：1000的配备标准，我国儿科医师的缺口至少有20万。
稀缺却没有受到保护，已成为国内儿科医师群体的共同特征。诊疗难度大、工作压力大、收入与付出失衡、医患矛盾突出，种种因素之下，逃离儿科成为不少医生的共同选择。随着“单独二孩”等政策放开，儿科医生匮乏的局面更加严峻。“以后的孩子生病，该找谁看去呢？”
政策优惠还是政策歧视？
按照《通知》，实践技能考试合格但未通过医学综合笔试的考生，如果愿意从事院前急救或儿科，可以自愿选择加试。加试分数将被算入总成绩，如果加试后总分及格，就可以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但证书会被标注“院前急救”或“儿科”字样，今后职业资格也将被限定在这两个专业。
不过，通知并未拿出具体的加试方案，对于加试的具体形式、内容及分值等细则也未做出说明。
对于卫计委的《通知》，湖南省最先回应。在给南方周末的回函中，湖南省卫计委表示，该委医考中心已于7月28日通过网络向该省考生转发了国家卫计委通知，目前通知还在公布过程中，因此尚不清楚有多少考生提出了加试申请。回函称，考生报名后，还需经过国家、省、市各级资格审查才能最终确定符合条件的考生人数。
儿科医生紧缺，降分录取真的好吗？
北京某三甲医院分管儿科的负责人指出，卫计委降低门槛的举措，或许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全科医生或保健医生，缓解儿科医生紧缺的燃眉之急，不过该做法并不利于儿科专业的长期发展。由于三甲医院有严格的标准，“滥竽充数”者进入三甲医院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流入培训机会不多的基层医院，水平更难得到提高，这对患者是极为不利的。
该人士直言，相关部门在发文前应充分发挥专家和基层医生的智慧，“如果事先广泛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反响会这么大吗？”
除了担忧，更多的是心寒。
“看上去像是政策优惠，实际上带有政策性歧视。卫计委的发文欠缺的是对专业的尊重。”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说。
夏凯莉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学科地位颇高的儿科会沦落到如此境地。自己20年前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当时报考医科的都是最顶尖的高分人群，班里的第一名被保送去儿科读研。但现在的感觉是，“儿科医生的尊严丧失殆尽”。
她预测，那些有志于从事儿科的医学生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优秀人才或许会因为不想被误会为“学渣”而放弃从业的念头。她打趣说，“高年资医生今后是不是该强调一下，我是2015年以前的儿科医生？”
奖金不如电梯工，“哑科”医生转行多
“耗时耗力不赚钱”，这是国内儿科界的现状。
晚上10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急诊大楼灯火通明，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龙。在这所以儿科见长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儿科急诊更是人满为患。
“医生，你能不能快点看啊！”“医生，我的孩子温度降不下来怎么办？”在儿科急诊，家长紧紧围在医生身边，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焦躁不安。患儿有的哭闹、有的昏睡。
即便已过深夜11点，挤进急诊室看病的患儿和家长依然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有家长按捺不住火气：“我带着孩子晚上8点就开始挂号，到现在别说输液，连诊断都没轮上！”
注射室门口，五六十位家长焦急地等待着叫号。“我站得腿都麻了，等了几个小时还没轮到。”一位母亲抱着高烧的孩子，急得泪眼汪汪。
“战高温时期的夜班从凌晨12点到第二天早晨8点，急诊加夜门诊共有5个医生，一晚上要看120-150个病人。”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新华医院儿内科主任鲍一笑介绍说，考虑到有的孩子病因复杂需要综合诊断治疗，医院还专门在晚上开设了“高级专家门诊”。即便如此，这段时间也是天天满号。
如此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儿科医生却习以为常。
每隔3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医生张军就要值一次夜班。这意味着从当天早晨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她一刻都不能停歇。儿童通常没有主诉，半数以上的患儿甚至还不会说话，因此被称为“哑科”，诊治难度高，需要儿科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细致观察。
查房时，张军总会随身携带贴纸、棒棒糖和玩具——与患儿建立感情、让其停止哭闹，这仅仅是查房的“前奏”。在成人科5分钟就能完成的普通查体，在儿科医生至少要花20分钟。遇到有突发病情变化需要处理，推迟下班再正常不过，最忙的一次，她一口气工作了38小时，第二天照常上班。
完整的双休同样是种奢侈。儿童病情变化快、起伏大，院方规定周末也必须查房。此外，周末还要出门诊、参加各种学习班。一个月到头哪怕只能休息一天，张军都会“感觉很幸福”。
和高强度付出相对的，是不对等的收入，“在有些公立医院，儿科医生奖金甚至还不如电梯工、茶水师傅等后勤部门。”夏凯莉说。
目前，公立医院运行主要依靠药品和检查收入，奖金和收支结余挂钩。与成人科室动辄数千上万的CT、支架、人工关节相比，儿科的检测费用实在微不足道。再加上儿童的用药量比较小，药品收入也不高。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儿科是院里的优势学科，一年创收九千多万。一位患儿家属曾和这个近亿元科室的负责人王斌有过如下对话：
“王主任，你的年薪没有400万也有300万吧！”
“给我10年，也许能有200多万。”
超负荷的工作与不成比例的收入动摇了儿科特色医院的人才基础，不少儿科医护人员纷纷选择辞职或转行。“去年招了5个，今年已经走了4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夫。”鲍一笑为儿科医生的严重流失惋惜。
按照标准，新华医院新生儿科应该有33位医生，但目前只有18人；急救ICU更是缺了一半人手。在“越辛苦越缺，越缺越辛苦”的恶性循环下，排班困难的问题开始显现。
人才培养体系之忧
“儿科医生之所以稀缺，除了下游的激励机制不完善，还有上游人才培养机制长期缺失的问题。”鲍一笑的观点，也得到了众多受访医生的认可。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儿科医学专业被以“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为由列入调整范围，从1999年起，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了儿科系招生。随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被纷纷关闭。据统计，十多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五千多人。
在这种状况下，培养高年资的儿科医生尤显艰辛。目前儿科医生的来源，一是各级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二是攻读儿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即便是在这仅剩的群体中，还有些只是想把儿科作为进入大医院的“跳板”，对儿科医学的忠诚度并不高。“我们当年选择儿科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鲍一笑说，“现在，不少医生则是因为调剂、就业等原因，被迫选择儿科。”
轻视儿科医生教育培养体系建设，导致其学科地位日渐卑微。儿科的病种不比成人少，光是新生儿代谢类疾病就有上千种，但在科研方面，国家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科的科研基金。鲍一笑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时，由于资金有限，儿科的各个科室还要与相应的成人科室竞争，结果可想而知。
2012年，拥有较强儿科专业背景支撑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新开设了全日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并打通了本硕连读，不少人看到了缓解儿科医师人才紧缺现状的希望。但想要这批人挑大梁，还为时尚早。
培养一名儿科医生，需要医学专业本科5年，硕士3年，毕业后要参加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如果想要从事儿童心脏、肾病等亚专科，还要再经过3年专科医生培训。也就是说，历经至少14年磨炼，只能算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而这其中，还要确保这些医生今后不转行。
“退休返聘的专家一天天老了，如今的专科医生培训又堵死了横向补充的道路。”鲍一笑说，每次科主任开会讨论起儿科医生荒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无计可施。
儿科“长不大”，困局如何破？
在国际儿科学会常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看来，高校培养固然迈出了弥补缺口的重要一步，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摆脱儿科面临的困境，就要把它放到公立医院改革的大背景中考虑。儿科的边缘化和人才匮乏，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导致的”。
丁洁不喜欢别人把儿科称为“小儿科”，因为这个词听上去总有些贬损的意味。她说，儿科服务的是0-18岁这个庞大的群体，儿科知识一点也不“小儿科”，需要专门的学习和培训。但随着医患关系逐渐演化成为经济上的买卖关系，公众缺乏的恰恰就是对于儿科的理解和尊重。
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孩子生病，全家齐上阵。比如护士扎针，孩子因为血管细，哭闹挣扎更不容易扎进去，“一针不行，第二针还不行，准备第三针的时候大耳刮子就上来了”。
家长感到愤怒，医生感到冤枉，由此产生的纠纷几乎每天都在儿科上演。在医院，儿科往往是医患纠纷最高发的科室。不仅不能为医院积极增收，还随时可能成为“火药桶”，儿科在不少综合性医院领导的心中成了“麻烦”、“负担”的代名词，成了可有可无的“烫手山芋”。
“二级医院，甚至有些三甲医院的儿科也在萎缩，很多只是门诊，没有儿科病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政协委员的丁洁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考虑到儿科医生的“创收”能力不如其他专业，不可能凭借“大处方”、“大检查”拿高工资，丁洁在政协提案中建议国家出台必要的措施，在政策上给予儿科倾斜和鼓励。
她认为，只有让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属性，才能转变儿科在医院内部的弱势地位，增强对医学人才的吸引力。
今年7月，丁洁随团到欧洲考察工作，她发现，欧洲不少国家也存在儿科医生收入低于同行的情况。
美国也一样。2014年4月15日，美国专业医学搜索引擎网站Medscape公布了美国临床医生的薪酬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儿科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为18.1万美元，排名倒数第三；收入最高的骨科医生平均薪酬达到41.3万美元。
尽管相比同行收入偏低，但丁洁的整体感触是，国外医生群体的收入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社会地位也相当高。
“在美国，尽管儿科通常不是优先发展的学科，但医院认识到儿科的重要性，我们也总能从医院获取我们想要的资源。”洛杉矶儿童医院副教授孙炜丽告诉南方周末。她特别提到，在每年的职业满意度调查中，儿科总是位居前列。
孙炜丽说，作为儿童肿瘤医生，她的意见和决定能够得到家属的尊重和信任。尽管分歧难免，但医患双方总尝试相互理解。即便孩子因肿瘤不幸离世，家属和她仍保持着友谊。
“儿科医生工作不易。”她感叹，但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最大动力，正是“孩子纯真的笑脸和工作中的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