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起，一大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正式实施。其中有关“医闹入刑”的新规引起了广泛讨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致使医疗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本次刑法修正案实施，乐观者认为，新规可以有效打击医闹，为困扰十多年的社会问题找到了法治突破口；但也有悲观者担心，即使是“史上最严”的刑法修正案，也难以彻底根除医闹问题。
然而，中山却在2012年提出了创建“无医闹城市”的目标，至今已基本完成目标：三年来全市未发生一起恶性伤医事件，所有的医患纠纷均在法制框架内得以解决。今年7月，人民日报曾以《广东中山三年无医闹》为题介绍了中山的经验。许多人不免留下疑问：中山为什么能在原有的法律框架内解决医闹问题？
在媒体以往的报道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警方的作用：提前介入医患纠纷、出现医闹事件时不惜加派三倍警力。但是，中山社会治理思路与软性制度建设却往往被人忽视。
怀疑医生处置不及时、不专业，是各类医患纠纷的直接诱因，唯有提升医生的道德修养和专业素养、避免医疗事故，才能减少甚至杜绝医患纠纷。自2011年以来，中山就在医疗卫生系统广泛开展“修身行动”，从思想道德层面提升医生的职业素质，在源头上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
当医患纠纷产生后，患方是否有完备的权利救济机制。2012年起，中山就搭建了包括院方、患方、医调委、卫生局和公安机关在内的“五方对话”机制，大大降低医患纠纷恶化的风险。
事实证明，超前的道德风险防控体系、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已在中山开花结果：2012年至今年7月，全市共受理医患纠纷152宗，调解成功率达92.76%。由于调解成效显著，公安部门对医患纠纷的出警人数已从三年前的3000人次降到了今年的200人次。
“维稳就是维权，维权才能维稳”。尽管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医闹的打击力度，但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在三年前提出的社会治理思路并未过时。以根治医闹为起点，中山已在社会治理领域探索出一条新路：从浅层的被动式“维稳”，到深层的“创无”式转变。
正如省委书记胡春华所言，维稳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法治社会。从本质上来看，中山在原有的法治框架下成功创建了“无医闹城市”，是中山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本次刑法的修订，可谓从顶层设计上肯定了中山的创新。
笔者并不相信仅靠“入刑”就可以根治医闹问题。在刚性的法律框架之外，如何防范道德风险、减少医疗事故，如何为医患双方创造畅通的对话机制，而这，正是中山探索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