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愚，字慕回，1894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东乡峪山镇一个贫农家庭。1岁时，父亲因为抗租反地主，被官府通缉，外逃一去杳无音讯。全家靠着勤劳俭仆的母亲做活维持生计，家境十分贫寒。童年时代他卖柴、放牛、喂猪，帮助母亲作短工，尝尽人间艰苦。
在外祖父的资助下，他读了3年私塾，后进入峪山街教会办的免费学堂。由于学习成绩出众，被送至樊城（今襄樊市）教会办的鸿文学校。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中学毕业时，在河南、湖北、湖南三省信义会设立的教会中学联合毕业会考中，名列第一。1920年，中学毕业。鸿文学校仅选两名毕业生给以资助上大学，薛愚被选中，考取了齐鲁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讲课注重实际效果，务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重视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在教学之余，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26年，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进步团体??“大地社”，并在该社出版的杂志《现代青年》上发表进步文章。
1930年，他得到校方资助赴法国深造。在巴黎大学药学院M．Bridel教授的指导下，他勤奋学习，不分节假日，几乎每天都埋头于实验室和图书馆中，进行大量的植物化学成分或天然药物化学的分析研究。这些严格的训练，为他以后研究中草药化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他在博士论文报告会上宣读了论文《中药醉鱼草成分研究》，并报告了《植物体中甙类成分的形成与变化》，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一致通过，授予他理学博士学位。在回国前，他又到英国作了短期的参观访问，更开阔了眼界。回国后，他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然而，在中华民国时期，由于他积极参加民主爱国活动，所以屡遭撤职、解雇，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3年，他任河南大学理学院教授，讲授分析化学。河南大学教师虽不多，但派系却不少，彼此争斗不休，2年时间内换了4次校长。1935年，刘季洪出任校长后，以薛愚乃“不安定分子”为由，将其解雇。旋即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讲授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同时兼任同德医学院化学教授。
1936年，薛愚到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他创建了农化系兼系主任。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后，西北农专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西北农专抗日救国后援委员会”。薛愚积极参加活动，被选为负责人之一，组织大规模募捐活动，并将募集的财物送交西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他还亲赴西安拜访林伯渠同志，因此又被学校解雇。
1938年夏，薛愚到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任教。当时该校刚自南京迁至重庆，条件困难，教师匮乏。他讲授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同时还担负教务长之职，任务繁重，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工作。1939年春的一天，教育当局派督学检查该校工作，不料这位督学就是当年河南大学解聘他的校长刘季洪，这样，薛愚不得不又离开药专。
1939年冬，他到成都齐鲁大学任教，奉命筹建化学系，后又经努力创建了药学系。他在办教育、讲授课程的同时，始终关心政治，参加进步活动。由于参加进步组织“中国西部青年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担任会长，以及参加反对校长汤吉和的“倒汤运动”，于1944年暑假前被解聘。
1945年春，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请薛愚至重庆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药专在“复员”问题上有争议，有人主张停办，有人主张维持现状，而薛愚强调药专的兴亡与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密切相关，力争药专复员。经他多方努力，最后教育部决定药专复员。他领导组织了“药专复员委员会”，不辞辛苦，亲自奔波于重庆、南京、上海之间，最后在南京选择校址，本着简俭的原则重建了国立药专。正当一切就绪，开始招收新生时，他突然接到教育部的指令：“药专校长薛愚另有任用，着行解职”。由于薛愚的激进活动、教育部内部的矛盾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致使他又一次离开药专。
1946年，他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一年后，担任药学系主任兼药厂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他被任命为药学系主任。根据卫生部要加强扩建药学系的指示，他挑起重担，克服种种困难，不仅抓扩建工作，而且抓教务，并亲自执教讲课。1957年，他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被撤消系主任职务，也不能上讲坛授课，于是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已是年迈体弱，也因白内障而视力锐减，但他仍不停息地收集资料，从事写作，直到逝世。
薛愚一生勤勤恳恳，顽强刻苦地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届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药学会第十四届理事长，第十七届名誉理事长。1984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三”制教学
早在1940年，他创建了齐鲁大学药学系。1945年，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时，按照自己的设想办学。1946年，又积极组织药专复员，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在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时，以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全系的工作，聘请蒋明谦、李炳鲁、顾文霞、傅鹰、费青等教授；制订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设置，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及药剂学；还向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争取到不少贵重仪器、药品等；同时聘请郑启栋高级工程师负责药厂工作，扩大、健全药厂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造良好条件，致使基础薄弱的药学系教师阵容不断加强，仪器设备不断扩充完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
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他更加积极地扩建、充实药学系，聘请当时留学刚回国的教授王序、楼之岑、诚静容、林启寿等，使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建立了药学实验楼，添置仪器设备，扩充图书馆，不断增加招生人数，使药学系规模不断扩大。他还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改变了以前“一揽子教育”的状况，分设生药学、药物化学、药品检验等三个专业，以培养各类药学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建设中国药学事业的骨干。他在开创和发展中国药学教育事业的工作中，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薛愚从事教学工作60年，讲授过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普通化学、药剂学、调剂学、药学概论等。他对于教学工作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讲课富有启发性，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耐心诱导，灵活而简练地阐述有关理论，使学生易于接受。
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1941年，他编著了大学丛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该书对日常重要药物的制法、性质、鉴定及效用等一一详述，颇有实用价值，不仅可当教科书，也可作为制药工业方面的参考书。他还编写了《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该书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在数次试用及修正的实验教程的基础上编辑而成。
该书收集了普通化学及分析化学领域中的一些基本化学实验，并包括部分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及军事化学方面的实验。实验安排由浅入深，在每个实验前，几乎都列有数种参考书，以便学生在实验前阅读，这样不仅使学生首先明确实验原理，而且可以培养、训练学生实验操作敏捷迅速的能力。每个实验不仅讲明操作方法，还提出问题，以启发学生思考。这是一本很实用的实验指导书。
1949年，他编著了《医用有机化学》 ，他集8年教授医科学生有机化学课程的经验，取材于巴氏，哈、罗二氏，康氏及季氏等的医用有机化学及有机化学的书籍，并补充了维生素类、微生物产物等方面的内容，编辑成中国第一部医药院校专用的有机化学教科书。该书除详述有机化学的一般理论外，还尽量结合中国的实际，介绍国内有关有机化合物及天然资源等内容，曾先后再版6次。
薛愚对如何发展中国药学教育事业，曾提出过许多见解。早在1943年，他在齐鲁大学创办药学系时，就查阅了自辛亥革命至40年代的药学文献，总结以往药学教育的经验，发表有关药学教育的文章?? 《论药学教育》 ，阐述了他的“三三”制办学观点，即三级制、三系制与三关制。
（1）三级制：药学教育要分初、中、高三级培养人才，即药剂科，培养药剂生，使其具有调剂能力；药学院，培养药师，使其具有药学特长及药师的专门技能；药学研究院，培养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使其具有发明新药与整理国药的才能。
（2）三系制：药学院应分三个系，即药化学系，培养学生作药师，并具有药品制造和检定的技能；生药学系，培养的学生除作药师外，并具有整理及检定国药的能力；药理系，培养的毕业生除作药师外，并具有解决药效、毒药检定及解毒的能力。按照上述三个专业培养人才，以满足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
（3）三关制：即学习场所三机构制??学校、药房、药厂。药学校应附设最完善的示范药房，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还应设药厂，除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外，并作为制药的中心。学校借药房、药厂为实习的基地，而药房、药厂则借学校培养人才，推进生产技术，学校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他提出的这一较完整的药学教育思想和具体措施，对当时药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此后，他又发表多篇阐述药学建设与教育的文章，如《再论药学教育》、《中国药学建设纲要》、《药学建设之我见》等，对中国的药学事业提出了较长远的规划和建设性的意见，引起中国药学界的广泛重视。1983年，89岁高龄的薛愚仍念念不忘地关心中国药学教育的发展，他参考70年代至80年代报刊上的有关报道，进行总结，拟定了《对中国药学教育的设想》一文，对中国药学教育的领导机构、学校的建设、专业的设置、教学内容与考试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为中国的药学教育事业始终如一地奋斗，即使在艰难坎坷的岁月里，也从不畏缩。他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为中国药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