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独资医院开放试点一年多，新设立的只有一家。受限于医疗体制和市场理念，他们目前大多水土不服，高端市场的国际转诊和医院培训合作仍是其主要业务，大规模落地有待时日。
2015年11月7日，曾参与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培育的马克·萨里博士（Mark Surrey，MD）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宣讲。会上，一位从北京坐飞机赶来的女士提问时突然痛哭流涕。
作为全美最为著名的生殖中心——南加州生育中心（SCRC）的联合创始人，他并不意外，在美国，SCRC的专家们，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夫妻们，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病人。“数据显示，中国人的不孕不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已经上升到现在的10%，在一些大城市高达18%。”
现在，SCRC决定跨海而来，在中国找一家更接近病人的合作医院。“我们相信，在病人早期做决定时就和他们联系是最好的。”SCRC的CEO Kyle Francis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病人面对面交谈会让他们更被信任。
这并非孤例。在2014年8月，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消息，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海南7省市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后，越来越多知名的洋医院正纷至沓来，进军中国诊疗市场。
两个月前，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Presbyterian
University Hospital of Columbia and Cornell）、洛杉矶西达－塞奈医院（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已相继访问中国。他们都是全球著名的非营利性医院。
长老会医院曾成功完成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心脏手术。此外，这家医院的神经科、肾内科、老年科、精神科等9个学科领域都在美国顶尖医院的排名中位列前十。
西达－塞奈医院则以治愈过诸多明星闻名。由于紧邻好莱坞并连续19年蝉联大洛杉矶地区综合医疗质量排名首位。
更早一步的是梅奥诊所，这家号称“医学诊断的最高法院”的医疗机构，今年1月，在上海刚刚设立了转诊办公室。
但热闹背后，进展缓慢。距2014年8月试点外资独资医院已逾一年，但直至政策公布9个多月后，中国才迎来了第一家实体性外商独资医疗机构——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迄今，再无新的进展。
高高在上的洋医院落地中国，依然十分困难。
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是洋医院共同的担心。
事实上，外资很早就进入了中国市场。自1989年起，中国政府就已放开境外医生来华执业，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中外合资、合作医院。
这些医院曾被视为国内医疗市场上的“鲇鱼”，被寄望打破国内医院“以药养医”的沉疴，搅动医疗服务市场，通过竞争刺激公立医院的活力。
“我们是适应困难的鲇鱼。”作为被政策列为“外资”的港澳台地区医院，厦门长庚医院院长赖明坤自嘲说。这家台湾最大的连锁医院，以其管理效率高、服务质量佳闻名于世。2005年，他们在厦门建立了第一座分院。但直到去年，仍不时有媒体报道，这家体制管理与国际接轨的知名台资医院门诊接待量和病床使用率严重偏低，来大陆遇到了“水土不服”。
北京和睦家相对发展得不错，他们已从最初的20张床，发展到现在的120张床，从第一周的门可罗雀，到2014年诊疗人次将近25万。
1997年底，以高端产科医院身份进入中国市场的和睦家首期投资400万美元在北京落地，成为中国第一家外资医院。创建之初，他们就引入了美国的全科医生制度，为社区客户提供国际标准的社区医疗服务。
作为最老的员工，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清楚地记得，一开始，很多美国医院的理念，在中国推广使用时受到了很多质疑，被认为“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创办不久，全国许多妇产科主任都曾来观摩和睦家医院如何进行分娩手术。“他们都纳闷，孕妇就在自己房间里怎么生孩子？感染怎么办？但实际上，美国都是这样操作的，我们也从没出现过院内感染。”盘仲莹说。
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在中国，外资医院的市场影响力依然有限，大部分医院运营均相当艰难，尚处在“叫好不叫座”的阶段。很多医院的投资方甚至在一开始就做好了亏损十年的准备。
国家早有政策鼓励。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其中提到“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并且作出了“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的规定。
外资已经逐渐进入，安惠保险公司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12年，内地的合资医院共有145家，分布于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青岛、大连、杭州、苏州、无锡、南京、成都、重庆、广州、东莞、深圳，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长三角、珠三角的政策比较好，上海的审批手续就比北京的要简单。”留美医学博士冯李庆明说，由此看来，外资医院来中国最优的选择，是在一个政策审批相对宽松的地方进行“大专科、小综合”模式发展。这也是最早试水的一批外资医院的选择，妇产、儿科、牙科、眼科都是他们的强项。
但在这4年间，外资独资医院依然鲜有试水之举，2012年，台资率先进军国内医疗市场，成立上海禾新医院，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独资医院。2013年，来自香港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成立，成为国内第二家外资独资医院。
直到，今年5月，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成立，中国才迎来第三家外资独资医院。但一个消息是，据非公立医院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了解到很多外资都跃跃欲试。“目前，上海在申请中的就有11家，全国在申请的有二十七八家。”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外资医院，并不清楚，他们将在明年帮国家卫计委做相关统计工作。
然而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依然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去美国看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是洋医院负责人们的共同感受。
“我们很肯定，中国病人来美国看病呈上升趋势。”西达-塞奈医院的国际医疗中心主任Spencer Koerner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他们接收的中国病人比前一年增加了43%，主要集中于最有优势的心脏疾病、癌症和神经等领域。过去的十个月，他们已经接收了1900个中国病人。
SCRC亦是如此，他们预计2016年会有400个中国病人飞过太平洋，到他们医院接受试管婴儿手术。
而位于美国纽约的长老会医院，也在国际部配备了专门的华人团队和中国区负责人。
据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强统计，2011年中国高收入人群中知道“患重病可以出国治疗”的人只有3%，2014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约40%，全年赴美就医人数也从2011年的不足200人升至3000人左右。
出国看病正变成巨大的产业。2013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机构（SRI）公布，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约为4386亿美元，约占全球旅游产业经济总体规模的14%。分析人士预测，未来我国跨境医疗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市场新的增长点。 洋医院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中国抢滩登陆。2015年1月，高瓴资本与梅奥医疗合资成立了惠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设立转诊办公室，希望前往梅奥诊所的病人，在国内便可做好全部的沟通和初筛。今年5月，澳大利亚私立医院运营商——拉姆塞医疗集团（Ramsay HealthCare）计划与成都锦欣医疗投资管理集团组建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企业。8月，麻省总医院宣布将协助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建立肿瘤中心，其附属的布里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也宣布将与该院共建女性健康中心。
“我们很希望将先进的技术、理念带到中国，而并不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到美国看病。”Spencer Koerner期待。
“你要知道中国有14亿人，这是巨大的一个数字。通过中西方的研究对比，我们可以研究更多不同背景的人群，中美两个国家都会受益。”Spencer Koerner说，他们会继续扩大中国办公室的员工人数，并希望能和中国的一家医院形成深入和稳定的合作关系。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三次到访中国进行实地评估，目前正在与中国的四家医疗机构就可能的合作进行谈判。
这或许是洋医院进军中国的另一层考虑——中国有大量西方不常见疾病的患者，在临床研究和试验数据的获取上有很多优势。这些著名的非营利性医院，有三分之二的职责是教学和科研。西方医院通过合作，可以得到大量病人的基础信息，有利于新药研发，最终让全球病人受益。
建医院仍很难
观望者众，投资者少，试点一年，外资独资医院在中国至今依然只有三家。
留美医学博士冯李庆明曾给多家投资公司做过咨询建议。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外资投资医院的热潮主要有三大盈利模式。第一，是通过买医院，将医院上市，在股市里“捞”一笔钱，这是资本市场的玩法；第二，投资一家医院，进行短期（一般是三五年）的改造，再卖出去，通过差价赚钱；第三，是最核心也是最难的，通过买医院，建设高端体系，经营医院（看病）赚钱。 真正能帮助和改善国内医疗质量的就是第三种模式，投资者的风险也最大。
“说是政策放开了，但实际上有很多不确定性，在审批上仍然困难重重。”总部在香港的子午线资本公司事业发展总监王庆庆说。他们在内地的业务已经开展两年了，一直想投资医院，但仍未选定一家。
在她看来，目前外资机构的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专科医院上，对于综合性的医院很少尝试，毕竟“风险太大”。而医院的选址和各地区投资环境都有很大关系。如青岛和睦家医院每月门诊仅500人，天津和睦家也一直亏损，都和区位因素有关。
而真正阻碍外资医院发展的，则是配套“商业保险的不完善”。相比医院，目前，我国对外资商业保险还未放开。
“现行的监管政策实际上是对外资进入中国保险市场有些歧视和限制。”今年3月，安达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说，在他看来，中国的保险市场发展一直不温不火，很大问题在于“承保和管理专业知识不够”，他建议，中国应该开放自己的保险市场，让外国的保险企业带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到中国市场和中国共享。
“我并不希望病人来到我们医院之后，倾家荡产，之后的生活无法继续。”一位在梅奥诊所工作的华人员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有很多前来看病的中国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富有。他们希望使用国际最先进的疗法来延长生命，但又因没有保险，不得不在活命和维持一家人今后的生计这两者上做出痛苦的选择。有的甚至在花费了大笔医药费之后，便欠费走人了。
对于外资医院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两难选择——想要进入更主流的大众市场，综合性外资医院必须申请医保定点资格，否则看个大病动辄几万十几万元，普通民众根本不敢进外资医院的大门。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患者早已习惯于医疗服务价格的廉价性。
而经过医院管理层数年奔波、才得以纳入医保定点的外资医院，如厦门长庚、南京明基、苏州九龙医院等则面临另一个难题——这些外资医院要接受中国现行的超低医疗服务定价，“以技养医”的国际通行模式难以施展。这些医院将很快变成另一家内地大医院。所有的老问题都会重新出现。
Spencer Koerner经常来中国，他很清楚中国医生面临的难题。他举例说，因为超负荷的工作，中国医生不得不看一个病人只用三四分钟时间，而不是一小时。此外，筛查、诊断、治疗技术、药品的可及性等诸多因素造成了“病人在美国会比中国生存率高得多的现象”。以乳腺癌为例，中国的五年生存率是73%，而美国是89%。
由于外国医院在人才薪酬和设备投入的成本更高，对于自负盈亏的外国医院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挑战。
“我们目前没有，今后也不太可能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分院。建一个医院需要太多太多的钱，特别是在中国，盈利很困难。”长老会医院副总裁、全球服务部负责人Michael Merritt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观点代表着美国顶级医院的态度。
更多的洋医院，选择的依然还是和中国的大医院合作，帮助培养医生、参加培训和去国外学习。
今年9月，西达-赛奈刚在青岛与中国医院联合举办了国际肿瘤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美两国的一百余名主治医生、肠胃病学家和肿瘤学家受训。而这些年，长老会医院同样和国内十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在北京儿童医院，他们每年负责培训90个临床医生。
Pietro Ferraro把医院跨国合作的模式比喻为一次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过程。这种合作一般需要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教学项目和培训，就像是约会一样，双方都需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第二步是咨询和顾问的服务，而这一步就像是见家长。第三步是管理服务，主要是关于运营方面的支持。就好像订婚，双方要开始讨论一些严肃而重要的事情了。最后一步才是国内合作方和跨国的医疗机构能够共同运营，如同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作为一个学术型的医疗机构，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是不可以省略的。我们很难直接跳到最后一步，而是希望可以从恋爱开始一步步走向婚姻。”Pietro Ferraro解释道。
毕竟，引入一套传承百年的优良医疗体系远比兴建一家装修精良的医院要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