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一个男孩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呱呱坠地。当时恐怕没人预料到，这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人日后的命运竟与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汉斯·米勒，１９３９年走进战火中的延安，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并从此扎根中国５５年的“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在北京安定门一处幽静的小四合院中，生活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已故男主人汉斯·米勒，是著名德国医生、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妻子中村京子，日本籍，在中国生活了60载；女儿米密瑞士籍，女婿德国籍；儿子米德华美国籍，儿媳中国籍；孙女米安琪英国籍……这个被称作“小联合国”的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50载。
米勒毕业于巴塞尔大学医学院，并最终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但是由于犹太血统的关系，米勒高中毕业后，不能在德国的大学读书，只能在劳动所参加劳动。有一天晚上，同宿舍同学发现劳动所悬挂的是法西斯旗，如果再不离开的话，肯定会被抓走。于是米勒和其他的同学就商量如何偷偷逃走。但在当时如果没有任何证明，偷逃也一样会被抓捕。再三思考后，米勒决定在早晨天刚亮的时候买通途径劳动所的管理员。于是早晨蹲守的米勒果然在预想的路线拦住了管理员。拦下之后，米勒就对管理员说，“你必须得给我开一张我在这里劳动结束的证明！原因你自己明白！”尽管管理员还想耍滑拒绝，但一看米勒是个20多岁的魁梧青年，也只得妥协同意了。拿到证明后，米勒就离开了劳动所。回家后，他的父亲说，“你光有这么一个证明也不能在德国上大学，所以，你必须得离开德国。”这个时候，正好他的父亲联系上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一个教授，于是米勒就来到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
米大夫的学业十分顺利，快毕业时，一个中国的进步学生告诉米大夫：“如果你想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就去中国吧，那里是最大的。”米大夫对他的建议很有兴趣，但正在考虑时，这个毫无过错的中国同学就被瑞士警察给扣压了。百思不得其解的米大夫只得去警察局询问，谁知瑞士警察局军官对米大夫很是反感，竟一把把他给推了出去。第二天，警察局就给米大夫来了个通知，要求他半年之内必须离开瑞士，并送来了让他出境的证明。所以，他就利用半年的时间，拼命地写完了论文。写完了以后就下定决心去中国。米大夫用卖照相机的钱买了去法国马赛港的船票，之后又辗转前往香港。在这当中，他听说在香港有一个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同盟，于是到了香港以后他就找到了这个组织。当时组织正好有一些支援抗日战争的医疗物资，有六百个医疗箱以及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流动车，据说这是英国的一个商业家特意送给宋庆龄的。爱泼斯坦同志第一眼看到米大夫，就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特地将他的到来汇报给宋庆龄。他们和米勒大夫就一起将这600个药箱和流动用的手术车带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以后，毛主席接见了他，他们谈了一些当时的情况，之后米大夫就被安排到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大夫。米大夫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一年后他选择去了前线。
成功转移200名伤病战士免受日军扫荡
进入中国战场后，中央为了保护外国医生，不让他们去前线工作。可是米大夫强烈要求，态度也极其诚恳。加上当时正好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三个大夫也要去太行山，所以米大夫也就与他们一起去了前线。太行山的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接见了他们一行四人。米大夫去了129师，当时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同志。1940年，米大夫在129师工作时正好赶上百团大战，战争激烈时，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一天可能就有一百多名。
那个时候医生不多，主要工作就是为伤兵取子弹片，或者处理伤口。处理完后，老百姓把他们的门板拿下来当担架，将伤兵带到后方医院去。百团大战快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卫生所里还有300个重伤病员等待着米大夫和其他几个医生的救治。当时没有医院，病人都是放在百姓家里，手术也是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做手术台，老百姓家做的病房相当简陋，他们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一个老百姓报信说离他们这里八里地，日军开始扫荡了，让米大夫他们赶快搬家。可是此时米大夫的医院里面还有200个病人，其中20多个还是重病号，而工作人员一共也就20多人。米大夫听完以后立刻行动，把护士、轻伤病员先带到山上。剩下20多个重病号，几个医生就用木门当担架抬他们，当把最后一个伤病员抬到山上去之后，他们之前住的地方已经开始了扫荡。米勒大夫大呼“幸亏及时”。如果要是把病人留在那个地方，他的责任就太大了。
还有一个故事，米大夫刚到中国时还不大会说中文，住在老乡家里时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那个老乡说他妻子难产大出血。米大夫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明白是让他看病，于是就拿起手术仪器，上了老乡的驴车，一路上讲过去慢慢就明白他可能是要去接生孩子。果不其然，到了以后看到产妇很痛苦，还流了不少的血，米大夫马上开始检查，检查结果是难产，孩子先出来的是臀部。米大夫学过妇产科，他先为产妇止血，止完血后，他用手托着这个孩子的臀部，用生理解剖的知识，很快就把这个孩子的头牵引到母体外面来了，孩子就这样生了出来，老乡一看是儿子，高兴得不得了，接生婆也高兴。这么一来，米大夫的名字一下就在那个村传开了，“来了一个大鼻子大夫，救了他们两条命”之类。从那以后，他就忙起来，又给伤病员看病，又要给百姓看病。
还有一次，米大夫刚到延安和平医院时，卫生学校的一个学员不小心就摔倒了，排不出尿，膀胱又胀疼的不得了，非常痛苦。学校请米大夫看看到底什么病，米大夫就用他自己带来的手术仪器，给这个学生肛门的后侧，割开了一道，割开一看，米大夫认为他是尿道断裂，于是赶快给他缝合，缝合后尿道通了，病人也就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才刚从学校毕业的米勒，就医治了很多病人，工作量非常大。1942年后，日本的扫荡更加频繁和有计划，病人也就更多了，当时卫生部决定把米大夫放到流动队里面工作。流动队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1942年至1943年是日本扫荡得最严重的时候，米大夫身体情况不是太好，一次得了痢疾还照常做手术，有的时候他也会晕倒。领导怕他营养不够，就给他送来小米和鸡蛋。可米大夫说他还好，这些东西要留给更需要的伤病员吃，他还是继续工作。在一次伤寒发烧后，米大夫的体力严重下降了，意识有时候清楚有时候模糊，他就醒的时候给病人处理伤口，最后实在工作不了了，他也开始昏迷。医院的领导赶快就给延安中央写信，信中说米大夫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已经昏迷了四个星期。中央知道这个情况后，要求赶快把他送到延安，可是去延安就得走封锁线，封锁线可不是那么好过的。正巧封锁线那里也有一个组织准备回延安，他们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系上陕北的毛巾，穿上老百姓的裤子，腰上戴一个黑布，就可以通过封锁线。他们也学着给米大夫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可是因为米大夫是大鼻子，这个解决不了。所以，就在那等了三个月，一天正好有机会，他就通过了封锁线。可惜的是，瑞士红十字会送给他一套装有手术仪器的箱子却在过封锁线的时候丢失了。
等待两年的爱情
1949年7月的天津，两位解放军战士的简单婚礼，引发了人们的好奇。用战友们的玩笑话说，一个西洋的德国佬，一个东洋的小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了爱情之花。婚礼的新人就是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米勒不懂日语，中村不懂德语，汉语成为他们感情交流的唯一纽带。
他们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中村回忆，“当时他说还可以等，但我说你别等，等我没有用的……”
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1945年，年仅15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在一切为了“圣战”的狂热下来到中国，被分配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时隔不久，日本战败，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成为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米勒。
1915年，米勒生于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其儿子米德华向记者介绍：“我的爷爷是犹太人，奶奶是德国人，希特勒统治德国时，爸爸就到瑞士学医。他通过一位中国同学得知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那时爸爸刚完成学业，正在考虑去向。他毫不犹豫地离开瑞士，甚至卖掉了自己唯一的相机筹经费，买船票来中国。”
1939年5月，米勒来到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与廖承志相识。同年9月，经廖承志等人介绍，米勒前往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并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请求上战场，他说：“作为医生，战场更需要我。”在米勒的多番请求下，中共中央批准他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从此，这位拥有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德国人，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战地医生。
米德华向记者介绍：“爸爸在太行山前线工作，一次听说日本兵来扫荡，距离他们只有8里地，他们赶紧组织转移，那时爸爸有200个伤病员，40个重伤员，他带着老百姓背伤员抬担架，一趟趟往山上送。他们抬最后一个伤员时，山下已硝烟四起，真是非常危险。”
“爸爸最得意的是，有一次救了村里一对母子的性命。一个产妇难产，生命垂危，可他们就是不肯找一个男大夫，还是洋大夫去接生。在最后危急时刻，产妇的丈夫才跑来找爸爸，最终孩子和母亲都得救了，村里人竖起了拇指，这个事情让爸爸高兴了一辈子。”
辽沈战役开始后，中村被派到前方医疗队，负责配合医术精湛的手术队队长米勒进行手术。“我到最后（米勒去世）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喜欢我（笑），可能因为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吧，护士和医生配合默契很不容易。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就知道要递给他什么工具。”
中村还记得，在自己即将离开时，米勒把她带到一棵大树下，“他让我坐在树根上，问我是否同意两个人一起生活。我一下子蒙了，那时我才17岁，真想回家啊！我对他说，我要回家，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就这样，中村回到了原单位，在军队做老干部的保健工作。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一天，一纸调令，她又回到了米勒的身边。
米勒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她。“单位的部长找我谈话，说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他都不同意。你想想，他可等了你两年哦！那时我19岁，米勒比我大15岁，已经34岁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我只一个普通护士。我说，好吧，我想一想。”
中村开始尝试着和米勒交往，她渐渐发现，这个高鼻梁的外国人有很多优点。“米勒是个很有主见、坚持正义、不随风转舵的人，也不会刻意恭维领导，而且他身上有很多德国人的优秀品质，做事情相当精准、守时。”相处半年后，中村答应了米勒的求婚。
1953年秋天，当中村看到同乡开始返回日本时，她女儿已经3岁了。那时，她正在长春工作。“让我抛弃丈夫和孩子，抛弃这个家是不现实的，我不可能走。我忘不了和米勒一起去给医院的日本朋友送行，他们都一起向我挥手，一起喊‘中村加油！生活幸福！在中国好好过！’火车启动了，唯独我留了下来。”
买不起猩猩，用自己做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汉斯·米勒先后担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并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虽然不像白求恩般家喻户晓，但正是他，引进了测试乙肝的试剂及乙肝疫苗技术，我国才得以成功研制出乙肝疫苗。
中村说，米勒一直惦记着中国的肝病防治。1972年中日建交，中村和米勒第一次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米勒专门去拜访了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并且带回乙型肝炎检测的药液。”中村记得，这是米勒大夫一直想要的，他将试剂带回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可是中国那么多人口，我们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中国一定要自己研制成功。”
“那时，北大人民医院的条件非常艰苦，一个6平方米的小房间，试验器械就是病人吊针用的瓶瓶罐罐，他们硬是在里面没日没夜，搞了整整两年，研制出乙肝疫苗。”中村向记者透露，其实最初，米勒是受到美国《科学》杂志的一篇学术论文启发。“后来疫苗研制成功，美国教授布朗伯格到中国来参观，看到是在这样的小房子里研制的，惊讶得目瞪口呆。”
中村饶有兴致地回忆着：“你们想象不到，疫苗刚试验成功必须要有临床试验，那时候医学惯例是用猩猩测试，可是他们太穷了，哪里买得起猩猩。米勒就和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商量，想用自己做试验。可是陶主任一直没说话，第二天，大家发现她已经偷偷给自己打了一针……”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10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1989年，卫生部授予汉斯·米勒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白衣战士荣誉证书。最让米勒激动的是，1951年，他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7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没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1960年，米勒调回北京工作，直至1994年逝世。中村忘不了米勒生前的嘱托。“米勒说，我不在世的时候，你不要回家，就留在中国吧。我们认识是在中国战场的军队里，结婚也是在军队里，我们的结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共产党教育了你、我，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村告诉记者，虽然她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这么久，再没有遇到第二个和她一样的日本人，但她并不像有些人说的，觉得不太方便，“生活在中国，我心里真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国人。”
中村选择了留在中国。她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离休后，过上了和普通北京百姓一样的晚年生活。她对中国的政治非常关注，“我最近一直在看十八大的报道和解读，还认真做了很多笔记。”中村拿着笔记对记者讲，“你看我们十八大还是强调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次提出的几个重点建设里，除了经济建设，还提到了生态建设，第一次正式把生态也列进来。”
她说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变化是来到北京后。“那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那里还住着很多外国专家，每逢周末外国专家的夫人们都会举行舞会，大家穿得很华丽；我发现中国百姓也有了变化，虽然还是穿黑灰白，但是款式不再那么单一了，领子、袖子都开始有了各种设计，说明大家有心情关注生活了。”
中村说，她和丈夫喜欢生活在北京的胡同，喜欢周围的邻居。他们出门从不仰起头高高在上，反而都是谦卑地低着头。“米勒是个很幽默的人，在延安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刚开始住在这个小院时，周围邻居的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少有人和我交谈。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和我打招呼，‘米奶，你回来啦？’‘出门呀？’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发现邻居们脸上的表情都变了，轻松下来，开始享受生活了。”
中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也看青年刊物，了解进步思想。”累了，她就去离家不远的北海公园散步，“公园里最能体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原来散步的都是老年人，现在中年人也很多，各种小团体，演奏的、唱歌的、民间表演的……太丰富了！”
拥有6国国籍的中国家庭
在北京市地安门内大街的这座小院里，米勒和家人真正开始了作为普通中国公民的生活。在这里，米勒的第二代、第三代陆续出生、成长，这个拥有6国国籍的“小联合国家庭”，无论身在哪里都无法割舍对中国的眷恋。
中村的孩子们都长着欧洲人的脸庞，操着流利的中文。特别是外孙女，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咬字发音，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
平日寡言少语的米德华，也让中村很欣慰。“我这个儿子就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忠厚、热心、讲义气。”米德华和姐姐米密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米德华最早在英国公司从事贸易工作，经常出国，“那时候出来进去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外国老板觉得手续繁琐，给他改成了美国国籍。米德华心里一直不愿意。他只喜欢中国。”
米德华青年时期，总是喜欢和周围的邻居在电线杆下一起打扑克，“谁输了就摸着墙走，他总对我说，妈妈这个多好玩，国外就没有。”中村回忆，80年代邻居们还没有汽车，谁要是生病了，晚上就来敲米德华的窗户，“因为他在外企上班，当时单位配了车。米德华总是二话不说就去医院了，不管多晚，还一定要等看完病，把邻居们再送回来。”居委会还曾给米德华送来锦旗，表彰他给胡同义务当保安，“那时候周围有小偷，邻居老丢东西，他就守在巷子口。”“还记得唐山地震时，很多邻居的房子塌了，住着临时帐篷。米德华买来好多敌敌畏，组织伙伴一起给邻居们除蚊虫，不知道烧破了家里多少脸盆……”中村再一次捂着嘴，幸福地笑着。
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抗战胜利后，米勒放弃了回国机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先后在长春、沈阳、北京等地医院任职，为中国肝炎预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５１年，米勒加入中国国籍，６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９年，米勒被中国卫生部授予“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
德中友好协会副主席乌兰特说：“汉斯·米勒或许是杜塞尔多夫与中国之间最特殊的一种联系，他将７９年人生岁月中的一大半献给中国，并把中国亲切地称为老家。米勒晚年时常说，希望法西斯的悲剧不要重演。”
（新华网，人民网，羊城晚报，搜狗百科等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