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可是，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弃了。
苏州大学医学院老院长吴爱勤教授曾说起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乡下老农来医院求诊，问明有三个价位的号费之后，径直挂了一个最贵的，吴院长看他衣衫简朴，问其何故，老农告诉院长，挂最便宜的号不让我说话，挂中档价位的号不听我说话，只有挂最贵的号，既让我说话，也听我说话。”
吴院长乐了，原来我们医生常常不让别人说话，也不听病人说话。
何为“医学的公众理解”?
这种现象的存在当然有统一挂号费的效率与效益问题，更突出的是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技术性失语。许多病友反映，医生看病只会说三句话：“哪儿不舒服？带多少钱？自费还是公费？”
除此以外，再无赘语。接下来的举动是开具一大堆的检验单或处方，整个诊疗活动就结束了。没等患者缓过神来，“下一位”的高声吆喝，清楚地表达了逐客之意。一些在挂号厅里熬了大半夜来挂上号，或者辗转从号贩子手中高价买号的患者顿时怒气冲天，一些重大医患纠纷就此埋下火种。
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这样教导我们：“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可是，我们将第一大法宝丢弃了。
天底下的学问中，医学本是最世俗的学科，生老病死的话题与每个人的命运都密切相关。在当下，医学的生活化模糊了医疗事件与生活事件的边界，检测技术的精细化也模糊了健康人与病人的界限，全指标严格筛查下几乎没有健康人。
如今，吃喝拉撒睡都被纳入医学与保健话题，每一个行为选择都可以做医学化的解读。我们讲“人生而平等”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我们都是“病人”，注定会归顺死神。
因此，“公众理解医学”是公民社会的精神福利，作为一般思想的医学观念，以及作为生活常识的医学保健知识，作为生命痛苦体验的疾病经验，作为人类拯救行动之一的职业救治活动，都应该纳入公共关怀的思想空间与精神平台，成为一种集体觉悟与集体意识。
无奈，在当今的知识建构与传播格局中，这种“大同”期待还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医学的公众理解受阻于医学界专业主义、技术主义的自我封闭，不屑于与公众对 话，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说“学术方言”；同时，也受阻于普罗大众这一时期流行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意识恶性膨胀，不知晓生老病死的观念与智慧， 只索取各种不病术，不老术，以满足长生与健康的欲求。
医患冲突起于沟通之难
医患冲突起于沟通之难，话不投机半句多，融洽的医患关系几时有？在医患沟通中患者处于弱势状态，身在病症痛苦中，恐慌、渴望帮助、疑虑重重，如果得不到沟 通与抚慰，负面情绪就会发酵、发作。随诊的患者亲属也处于极度躁动和不安状态。此时，悉心倾听是关键，专注、诚恳是前提，不仅要听到、听明白，还要听进 去，有反应。其次是解读、解释、解说。
临床工作中，沟通之难有三种情形，一是沟通不能：缘于医学的专业性危机，现代医学如同风筝越放越高，超出了百姓的视野，专业语汇的叙述也超出了公众理解的边界，如今的医患沟通中医学术语、缩略语满天飞，患者常常一头雾水。
如果遇见一位只会讲“方言”的患者，根本无法沟通，渴望医生能改口说“普通话”。对个体而言，也缘于沟通一方性格内向，抑郁，沉默无语，或双方信任缺失，一方拒绝沟通。二是沟通不善：由于缺乏沟通技巧所致。三是沟通不屑：信奉“机器至上”的真理观。
不同于日常沟通，医患沟通是陌生交往语境里的实务沟通，哈佛大学医学院卢森伯格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医学是“来自陌生人的照顾”，也是与陌生人的沟通， 沟通起点低。凭着小小的一张号单，医生成为病人个人生活的“闯入者”，为了医疗和保健的目的，患者要将个人的秘密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私密的部位， 难免尴尬，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迎击伤害性药物与手术的干预，而他们对于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
双方的生命依托关系只是凭着一张小小的“挂号单”所缔结。医患双方同时踏入陌生情境。此时此刻，信任关系的快速建立，尤其需要医者高超的沟通技能与技巧。 而且，如同卒子过河，只能进，不能退。顺则通：走向知情同意，走向患者的满意度、遵从度、美誉度；逆则反：互不信任的关系无法完成诊疗活动，也无法承受医 疗意外和医疗事故的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