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告急，儿科“限诊”，看一次儿科得排长长的队，候长长的时间……这个冬天，围绕儿科爆棚的新闻不断。为了缓解儿科门急诊就医难，医院能想的办法就是让儿科医生“连轴转”地从急诊连到夜急诊。
儿科医生紧缺喊了多年，为什么缺口迟迟填补不上?有人问，有人急，有人质疑。最近几个晚上，本报记者开始蹲点采访沪上多家医院儿科急诊室，带来最基层的儿科医生现状报告。
“医生!医生!我的孩子昏过去了!翻白眼了!”高分贝的呼救，一对夫妇抱着小孩冲到叫号台，涌在医生诊室门口的家长自觉让出一条缝隙。
“这是我今天看的第4个高烧惊厥的小孩了，前一秒好好的，后一秒失去意识、抽筋发抖。”1月17日晚上7点多，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医生殷蕾坐在诊室，记者站在房间角落里，她说，我听。
殷蕾是这天中班的主班医生，工作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间12点。她犹如“定海神针”，其他医生碰到吃不准的会向她请教———当然，儿科夜急诊都至少是高年资主治医生，“生鱼片”(低年资医生)是不会被派到夜里来的，所以“吃不准”的情况实际很少发生。
跟着殷蕾一起上班，其实大半个夜晚她不太有空搭理我———病人实在太多!好多次我都被满满一房间的家属挤到门外。我只能“骚扰”保安、叫号阿姨、乃至负责夜间急诊“片区”的保洁阿姨，从他们的嘴里我拼凑着深夜儿科的画面。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流感高峰正好刚刚过去，最近可以稍微空些”。所以，此刻是真正的儿科夜间的常态。
夜急诊，七点档
抽筋有太多可能性，儿科医生靠经验“走钢丝”
晚上7点多，殷蕾已经看了20多个病人。几步之遥的诊室外，哭声连成一片，看病的孩子开始多了。
孩子不会表达，哭是唯一的表达方式。这给医生的判病线索也真是少得可怜。
“哭得响亮的未必危急，不声不响的倒可能要先放进去，等不起。”在儿科急诊待了9年、14年，叫号阿姨曹国珍、李彩英都有了些经验。
眼看有个母亲抱着“小光头”跑过来，曹国珍直接把他们引入殷蕾的诊室。“一看就是白血病。”曹国珍真像预言家，这母亲张口第一句话:“医生，我们是白血病小孩，今天发高烧了，39.8℃。”母亲说着，快哭了。
“怎么白细胞这么低了?”殷蕾看完化验单，赶紧埋在电脑前写着什么。
送走了小光头，昏厥男孩来了。“医生，我的小孩刚刚翻白眼了!翻白眼了!”爸爸一脸紧张地冲进诊室，妈妈提着大包小包紧随其后。
“这两天发烧，我刚从瑞金医院儿科过来，药都配好了，回家路上他突然在车上抽筋。”这对年轻夫妻没见过这场面，慌乱中，年轻妈妈第一反应是献出自己的手，深深的牙印，表皮都破溃出血了，“只好给他咬，不然他要咬舌头了”。
脑部头颅CT、验血……20分钟不到，昏厥男孩回来了，急诊的检查报告出得很快，判断还是单纯的高热惊厥。险情暂时解除，爸爸这才缓过神和我聊了几句:“我们住在杨思，去瑞金医院和儿童医学中心的距离是一样的，但今晚瑞金医院儿科人也很多。”爸爸没想到，为了看发烧，一晚上跑了两家儿科医院，好在有惊无险。
行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发烧”，其实就不简单。殷蕾下班后告诉我，引起抽筋的原因很多，简单说有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的，其中感染性又分为颅内感染和颅外感染，颅内感染可能是颅内出血、病变占位。非感染性原因可能是可疑外伤引发。也或者就是单纯的高烧引发的抽筋。
“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说最快排除最险要的原因。”殷蕾说。
是呀，给儿科急诊医生看病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十分有限的线索里去掉垃圾信息，找出关键病情，分清轻重缓急，完成这个高风险的工作，不靠别的，唯有经验二字。
高峰来了，多年没上中班的高年资医生来支援
晚上8点半过后，保洁阿姨跑到殷蕾的诊室外，多年的包干经验告诉她，晚间第一波高峰来了，“吃好夜饭看看不行的就奔医院了，孩子多了，又随时会吐，我们得及时清理污秽物”。
这就是儿科诊室的环境，人一拨拨地涌进诊室，一个孩子标配是两个家长陪。在这里，医务人员告诉我最高纪录是一个小孩有八个家长陪，连家里的司机也来了。家长说，这孩子发烧一定是家里人传染给他的，“但我们的孩子是不能验血、不能戳针的”，八个大人包括司机挨个去窗口挨了一针，化验是被谁感染了，然后就此判断孩子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儿科医生们无奈地笑笑，由此也可窥见现代家庭对孩子的爱护程度。
都说儿科的风险之一是孩子不会表达，导致判病困难，如今看来，儿科的另一重风险来自家长的压力，七八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你，弄得不好攥紧拳头给你尝尝———何尝不是高危行业啊。
临近9点，七八岁的小男孩一踮踮地走进殷蕾的诊室，脚上大片大片的皮疹，肿痛难耐，让他走路都无比艰难。“医生，孩子到底得了什么毛病?”穿着得体的父母焦虑不已。殷蕾一边听着其父母叙述的疾病线索，一边检查着孩子脚部、背部，“这不是简单的皮疹，更像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我们先做一个尿检、一个血检，然后对症控制下皮疹，消除孩子的不适感，等白天再来看门诊，看如何控制这个病情。”
“过敏性紫癜”，这是殷蕾的判断，因为她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它的特异性表现:出现在双下肢的皮疹，有时背部也会有皮疹，高出皮面，呈暗红色。这个疾病出现在世界罕见病目录上。
“所以我认为规范化培训很重要，儿科医生在三甲医院轮转过，各种病例见过了，以后去下级医院能识别这种病，这是提升基层儿科实力的前提。”殷蕾说。
殷蕾1997年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毕业，当儿科医生18年，目前是副主任医师，专长肾内科。按理说，这样的高年资医生已经不需要下夜急诊了。但从去年起，由于病人越来越多，为进一步保证夜间诊疗的质量与安全，她这样的“老兵”也来“支援”深夜的儿科了。
儿科医生紧缺，不是此地特色，而是全国现状。国家卫计委有组数据显示，全国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1.82人，每千人拥有的儿科医生仅0.43人。
如何应对，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儿科医生加班加点。时钟走过9点，陆陆续续四个白大褂到叫号处签到，夜急诊5间诊室全开了，一下子8个医生同时坐诊，叫号速度明显加快了。“都是刚结束夜门诊，直接来支援夜急诊的”。叫号阿姨悄悄告诉我。
夜急诊，10点以后
病人猛增，家长怎么当一个合格转述人
夜门诊结束了，医生过来了，病人也过来，所有人都集中到深夜急诊。电子叫号屏上“照顾门诊”(不符合急诊体征，但挂了夜门诊，照顾到急诊来看)叫到100多号。
此刻，在急诊输液室、检验窗口、候诊厅等地“巡逻”的保安老徐自觉地守到了殷蕾和其他几个医生的诊室外。老徐话不多，刚吞下红霉素、沐舒坦、三拗片等一堆药，他的班头是12个小时，晚上6点到早上6点，他说，上一波流感太猛，他自己感冒20天都还不见好。
老徐带着口罩，他常常会在诊室外提醒家长在外等候，但遇到家长硬闯他也只是无奈笑笑。老徐的存在，为了维持诊室起码的秩序，何尝不是儿科医生仅存的一些行医尊严。
夜里10点多，病人越来越多，第二波高峰来了———这些孩子往往都睡过一觉，情况还是不见好，家长看熬不过这夜，就奔医院来了。
此时，殷蕾的头已经看不见，淹没在一个个站立的家长中间。一对“80后”家长抱着孩子站在最前面，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孩子的“病史”，“发烧，抽搐，好像吃过药。”“吃了什么我不知道……妈，你晓得小孩吃过什么药么?”说话间，“80后”爸爸举起手机拨通了家里老人的电话，孩子都是老人带的。
“家长要尽可能把孩子这次的疾病情况讲清楚，医生要知道几个关键信息:大小便、饮食、精神状况、用药情况等。一定要了解孩子情况的家长来。”在殷蕾看来，都说儿科是“哑科”，要帮助医生判病，所有的线索都来自家长，家长如何做一个合适的病情转述人，这很重要。
说起来，殷蕾的夜急诊诊室，办公格局也很有特色:一个架着电脑的办公桌，旁边横着一张检查床，外加她身后的墙角，这个文气瘦弱的女医生成功把自己“锁”在一平方米的空间里。
再看其他诊室，都是如此格局。医生进出全靠翻越检查床，再坐到座位上。
“这样一来，家长就能直接把孩子放在床上，我直接可以做检查。”殷蕾隔着口罩对记者笑笑，似乎并不考虑如此格局的风险，比如遇暴徒很难逃跑，如厕也很困难，尽管坐诊时她很少上厕所。这个班头，她除了晚饭前上过一次厕所，再没走出这个一平方米。这所有的“不方便”就为一个目标:尽快消化掉排队的病例，让孩子们和家长在这个冬夜早些回家。
在急诊另一头的输液室，不少小孩还在挂水，有的家长则把自己绞成麻花一样蜷缩在狭小的座位上，睡着了，挂盐水的支架上顶着一个脏兮兮助动车头盔，第二天还要出门打工。这里的空调打得很足，大概是怕睡着的人着凉。
夜12点，殷蕾下班，交班医生来接力。
“想想谁都不容易，所以我留在儿科没走。”殷蕾是当年班上选择儿科、至今还留在儿科一线的“独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