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托”盛行，时间已经不短。早在1998年12月，卫生部、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非法医疗机构、严厉打击医托违法行为活动的通知》，联合开展打击“医托”的专项活动。时过境迁，“医托”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已经从过去的“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升级到了“电视医院”、“互联网医院”。在2016年1月10日的“2016大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医健联盟年会”上，我提出“医生需要走出被‘托’的困境的话题。
“与时俱进”的炒号现象
“黄牛”倒卖号源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而这些“勤劳的老黄牛”的足迹早已遍布我国大江南北。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顺应市场需求的“黄牛号”价格各异，少则一百多块，多则三千、五千。国家和各省市卫生计生委、各大医院也在不断地加强打击“黄牛”的力度，但是号贩子的进化速度令人喟叹：本是防止倒号的实名制网络预约挂号，倒成了“黄牛党”谋利的良器——一个个专业“炒号”网站、手机App“应运而生”。结果，肥了“黄牛”，苦了求医的百姓。曾有人想和我合作这种炒号App，希望专科医生可以留一些号给他们，然后医生可以从中获得利润。但是，卫生计生委已经明确规定这种行为是违规的。”
当然，“黄牛”为什么可以如此得心应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医院的管理存在漏洞？这些“黄牛党”有着“里应外合”的帮手，包括医院的清洁工、安保员等，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其中，或自己炒号，或转手炒号。他们往往会以自己的亲戚朋友生病为由，去自己认识的专家那里求来一张加号纸，转身就卖给了“黄牛”。
如今，“黄牛炒号”有了新的发展苗头。以前是“黄牛”主动上门，现在是某些医院主动送上门去。为何？因为医院都希望自己的名声更大，能够吸引更多的患者，所以就演变成依靠网络营销打开市场，而且这已经成为某些医院的惯用手法。因此，在竞价行业，医疗已然成为一块大肥肉，可以说占据了竞价的半壁江山，几乎所有的民营医院都涉及这一领域。其实，竞价排名就是一种变相的“炒号”行为。什么是竞价？就是价高者得！但是，这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网络营销投入最终都是由患者买单，很多医疗机构反而变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打工者”。要知道，医疗不同于其它产品和服务，如此的医疗机构究竟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用实力来赢得民众的信任。
解“托”关键词——“医生价值”
既然三令五申，一次又一次的专项打击都堵不住“托”，那么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如何才能真真正正地解“托”？有人认为，“黄牛党”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其实，这是把目标转移了，把看病难、看病贵看成是由“黄牛党”炒起来的，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试问，“黄牛党”炒号的收入落进专家们的口袋？实际上，专家是在为“黄牛党”打工，岂不可悲？又试问，医生“走穴飞刀”的收入占在医院的收入1/2以上，而且与其它“创收”指标无关，难道医生的价值只有在院外才能体现？“走穴飞刀”有市场，说明有需求。市场法则之下，双方都接受，这才是医生真正的价值所在。
中国新医改实行多年，之所以抓襟见肘迟迟不凑效，其根源就是没有解决医生的问题。而医生的问题，根本在于医生的知识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生难以流动，只有在大医院才可能生存得‘像样’些，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人味如嚼蜡。
前段时间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儿科医生慌”，其实全世界儿科医生都存在短缺的问题，但中国儿科医生紧缺的问题比很多国家都严重，而且其原因也是大相径庭。我国每千人口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36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为每千人1.46）。本来就稀缺的专业，比其他专科的任务和压力都重，社会对儿科医护人员的不理解以及偏见，加之医生价值与市场定价的不匹配，致使儿科专业的发展有傲立冰峰之悲壮。事实上，儿科医生的问题就是中国医生目前众多问题的缩影之一。想要解决儿科医生缺乏的问题，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提高短线专业的最低工资或服务价格来吸引医生，扩充儿科医生队伍。儿科的“创收”能力不如其他专业，更多的是用时间和技能对待患者。在今后的公立医院改革中，这种现象不仅会出现在儿科，其他科别也将受“环境”的改变而波及。
除了儿科医生匮乏之外，近年来的很多医改热词，如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究其根源都逃不开“医生价值的体现”。分级诊疗是一个好东西，一直以来都在推行着，在国外也有分级医疗，但为什么在中国就实行不起来，甚至导致居民、医生如此多的微词与抵抗呢？中国民众的就医观念是“只有在大医院才有大专家，只有大专家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有医院院长表示，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80%的病人是不需跑到北京这里来的。也就是说，很多病并不是只有在大医院才能解决。针对老百姓的这种就医观念，在推进我国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首先就要加强社区医院建设，同时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其次是控制公立医院规模，包括普通门诊和床位数等；再次，建立医联体和行之有效的梯级医保支付制度。但是这些措施目前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使之很难推行下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给医生的劳动价值制定出非常合理的定价。”
实施分级诊疗，缺的是吸引医生下基层的机制，以及基层医疗能为民众解决什么。如果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医疗机构，甚至在相同的医疗机构都有不同的定价，在院本部看病是一个价，到了基层看病又是另外一个价。如此定价，医生如何流动呢？因此，要使医生成为自由人，使病人跟医生走，医生不应因医院的大小而掉价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医生的执业状态与支付制度改革是推行分级诊疗纲举目张的抓手。
美国有着世界先进的医疗管理体系和制度，美国医生已经从过去不在医院工作，到现在回到医院工作，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回流？那就是医生的价值得到了认可。现在有近一半的美国医生在医院及其旗下工作，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机构。因为他们在公立医院工作会得到很多自己开诊所得不到的利益和福利，比如他们不用操心医疗机构繁琐的运营工作，因为自己办一个医院要付出很多心血，包括医疗器械，与其他医院、患者、保险公司的协调，以及法律等相关问题。而到这里工作，不仅工作量不大，还有带薪假期，何乐而不为呢？
解“托”新思路
怎么样才能够走出“托”的困境，使得医院成为为医生提供服务的平台，医生成为为患者提供服务的主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两个成语相当贴切——良禽择木而栖和筑巢引凤。也就是说，怎样使我们的医生能够做到良禽择木而栖，而我们的医院又能够筑巢引凤？针对这两个问题，我提出了两个词语——“解锁”和“剪链”。
就“解锁”而言，国家已经做了很多的设计和工作，如控制公立医院规模扩展，加强基层建设，同时打破单位福利制度，使福利制度社会化，接下来还将取消行政化等等。当这些“单位人”的枷锁都被解开之后，医生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执业的医院，这也就意味着很多医院的管理者们可以根据自己医院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去选择更适合的人才。
当然，这对医生和医院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比如，一所医院想要建设成为脑科专科医院，那么就可以直接从社会上招到很多脑科专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作为的平台；或者一所医院想要进行某立项研究，也可以不受限制地从社会上招到具有这方面研究能力的研究型专家等等。这些都是医生向“社会人”转变的一个雏形，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走这条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二个词语“剪链”，则是对目前的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分为医院服务、医生服务、药品服务和检查检验服务等，其中的医生服务就是只针对医生所提供的服务本身进行付费，与药品、检查、检验等无关。这是美国的制度，当然这可能会导致病人就医费用的增加。我一直说通过医改降低医疗费用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医生的劳动价值完全被大处方、大检查所绑架，被医院的创收建设所绑架，根本不是医生真正的价值体现。就算是医院服务，包括信息化建设、后勤保障、医护培训等，现在也不是全成本核算。如果按成本统一核算每张病床每天多少钱，门诊多少钱……那么病人要支付的医疗费用也会很贵。
如果真的要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医院或者政府就应该根据市场的价格来雇佣医生。像美国一样，这个过程完全是通过市场调节的，而实现这个过程的方法之一就是医生和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PHP）。换言之，就是不同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组团，跟不同的医院签约。对民营医院而言，尤其在医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这种合作模式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的，还要考虑三个关键的因素，包括流程的控制、支付制度的改革以及责任的界定，这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