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T扫描完成后，我立刻开始看片子，诊断结果随即出来：双肺大片包块，脊椎变形。癌症。
我在神经外科的行医生涯中，曾和其他医生共同会诊过上千张片子，确认手术是否能带来希望。面对这张片子，我会在病历上匆匆写下几笔：癌症广泛转移——无手术指征。接着就继续干别的事情了。但是，这张片子不一样——它是我自己的CT扫描片。
我曾与无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冷酷的前景——这就是医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岁，患有终末期的失忆症，出现严重脑出血，谈话要容易些。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36岁，并且确诊是癌症，能说的话就没有多少了。
我的标准说法包括，“这是场马拉松，不是冲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让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你们要了解身边人的需求，并且寻求外界支持”。
我从中学到了几条最基本的规则。谈到病情预后时需要坦诚，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间。说话时既要含糊又要准确：“从几天到几周”“从几周到几个月”“从 几个月到几年”“从几年到十年或者更久”。我们从不引用具体的数据，通常也建议病人和家属不要在网上搜索关于存活期的数字，因为我们认为普通病人无法细致 入微地理解数据。
在听到“X疗法的生存率为70%”和“Y疗法的死亡率为30%”时，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听到这样的表述，大家通常会蜂拥选择X疗法，哪怕这两种疗法的实际效果一样。
我的一个好友得了胰腺癌，结果我就成了他亲友团的医学顾问。尽管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统计学家，我仍然劝他们不要查找数据，跟他们说现在能找到的5年 生存曲线至少落伍了5年。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光是这些数字还是太干巴巴了，或者说，医生在每天与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判断。更重 要的是，我有这样一种冲动：保持希望。
你可能会以为，当我的肿瘤医生坐在我的病床边与我会面时，我不会立刻请她告诉我有关生存期的数据。但现在，我已经从医生的角色转到了病人那一头，我 也和所有病人一样，渴望了解具体的数字。我希望她能认识到，我既了解数据，同时也知道关于疾病的医学真相，因此她应该能为我提供准确的、直截了当的结论。 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绝：“不，绝对不行。”她知道我会查找关于这种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确实这样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专长，而她是这个领域的国际权威。在每次看病时，我们都要进行一场角力比赛，而她总是闪躲着，不提及任何一个数字。
现在，我不再为一些病人执意追问数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开始想，为什么医生在掌握了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还要把问题弄得这么云山雾 罩。我刚看到自己的CT片子时，认为自己只有几个月好活了。片子看起来很糟糕，我看起来也很糟糕。我瘦了30磅（约等于27斤），出现了严重的背痛，一天 比一天虚弱。
几个月来，我一直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看过很多年轻的癌症病人，所以得知结果时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还感觉有些如释重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显：准备去死。我大哭。告诉妻子她应该再嫁，然后为房贷筹钱。我开始给好朋友写迟寄的信。
可是，在我与我的肿瘤医生第一次见面时，她谈到了有朝一日我将重返工作岗位。那时我会是游魂吗？不会。可是，我能有多长时间？沉默。
当然，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阅读文献。在查找资料时，我总是想找到一份报告，能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数字。大量研究显示，70%～80%的肺癌病人将在两年 内死亡。这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希望。可是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病人年纪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烟。有没有一份研究针对的是不吸烟的36岁神经外科医生？我年纪轻、 身体好，也许这会有帮助？又或者，因为我的病发现得太晚，又扩散到别处，我的情况远比那些65岁的吸烟人士更糟糕？
我的很多亲友对我讲述了种种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妈妈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发师的儿子的网球搭档得了和我一样的肺癌，现在已经活了10年。刚开始 时，我寻思着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个人，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些故事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根据的幻想。可 是最后，这些故事渐渐渗入了我精通的现实主义的缝隙中。
接着，我的身体状况开始慢慢好转，这得归功于一种靶向药，专门针对跟我的癌症有关的某种特定的基因突变。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嗯，我能幸运地活10年，这对我真的不大可能，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还抱有一丁点的希望。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前路或许会明朗很多。如果我还有3个月，我会去陪伴家人;如果我还有一年，我可以制订一个计划写完那本书; 如果我还有10年，我可以回医院治病救人。“活在当下”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意义：我应当拿当下怎么办呢？我的肿瘤医生只是这样说：“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时 间，你需要去发现对你最重要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