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主刀的时候，天天都在噩梦中惊醒”
口述| 崔红平（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行医23年）
整理| 冯尚钺
我最近感触很深的病例是一个独眼病人。这个病人是双眼的葡萄膜炎，葡萄膜炎是眼科疑难杂症，右眼是青光眼，开过刀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完全瞎掉了，只剩一只 眼睛，得了白内障，60岁的病人，40岁左右发病，只剩一只眼睛做手术，成功率有多高，医生把握有多大？的确有风险，白内障长成“黑内障”了，又黑又硬， 像石头一样，而且瞳孔发炎。手术中对瞳孔要进行处理，风险很大。鉴于目前的医疗环境，说实话，很多医生这种疑难的情况就不敢开刀了，也不敢承诺任何东西，现在这种医患关系下，我不做什么我就没有错啊。有时候医生跟家属沟通不了，自身就放弃了。
我给她做了手术，手术完第二天，视力就有1.0了。病人非常感激，拉着我的手，泪不停地流。我们还安慰她，你刚刚手术完，流泪对眼睛不好，要休息一下。后 来复查完了，她老公从外边拿感谢信和锦旗进来，两个人都含着泪。他们说，我们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大医院，她路上什么都看不见，是个全盲的盲人，没想到复查的 时候居然自己走进来了。
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最深的感触是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本应是一个合作沟通的关系，但是在现在的舆论里，这种关系被扭曲了。患者为什么感激我？我们当眼科 医生的，非常熟悉这种感觉，我经常碰到有些病人跟我说，我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失去视力。对一个能够看到光明的人来说，你让他回到黑暗里，这种痛苦无以复 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医生让他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内心中的喜悦也是无以复加的。
我们有次去贵州做白内障慈善手术，有一个80多岁的少数民族病人，做完手术的第2天，他的女儿带着外孙，陪着我们给老人做检查。我给他打开以后，这个病人 用当地的话在那高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旁边的女儿也哭了，我说：看见了不是很好吗？原来他女儿外出打工，离开家乡之前，父亲把她送到公交车站， 等到打工三四年回到家里，她父亲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摸摸她的脸，哎呀，你现在好像瘦了胖了，然后女儿又结婚，现在他外孙已经3岁了，但从没看过外孙 什么样，他外孙到他家里，喊他爷爷，哎呀外孙，哎呀又长高了。这些是他女儿跟我讲的，当时我们在场都在那抹眼泪。我们医生的一个手术，可以给家庭带来的这 种幸福感，不是你说几千几万块钱就可以买来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业能像这样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作为医生其实我们不需要病人感谢，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手术能够成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今年卫计委的一个通告，所有医生要签不收红包协议，奇耻大辱啊！我们进医学院第一天都要宣誓，中国有没有医生收红包？有。但我相信对病人的负责，这种道德感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相信大多数医生是有良知的。我 们并不是为了病人的红包、为了病人的感谢来做手术，3年本科3年硕士5年博士，难道我们寒窗11年就是为了收红包吗？对一个主刀医生来说，我们做烂了一个 手术这种自责感，不用你们媒体来骂。我们早期老师带着我们做手术的时候，真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我的很多同行做一次不顺利，比如遇上并发症，其实换个医 生他也一样（不顺利），甚至病人没有责怪他，他因为内疚就封刀不干了，辞职走了。
有一次香格里拉的一个医生，是藏族，我发现他手术做的还不错，我跟他聊起来，我说你们的医生比我们内地好做多了，他说：是，没有人来指责我，我说什么就是 什么，我说的话他们都当圣旨。我说那你手术过程怎么练的，他说：一开始我参加学习班有老师带我，然后我主刀做手术的时候，差不多1年，天天都在噩梦中惊 醒。为什么在噩梦中惊醒？他每天都梦见手术出意外了，他为了这个意外，出了一身一身的汗。他说一年以后，当手术非常流畅顺利的时候，噩梦才停止做，但甚至 直到今天还偶尔会做恶梦。这样的成长经历对很多医生都是有的。
“大夫特‘贱’，哄几句好话他就满足了。”
口述| 李贝（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行医8年）
整理| 冯尚钺
我从医感触最深的是，我们成功救助的场景或者我们救不过来的那种惋惜。比如在家里突然死亡的这些患者，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年轻的人，十三四岁，二十多岁， 因为急性的病变或者意外，在家里面突然就不行了。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做完检查，做完心电图，发现这个人没有心跳的时候，你宣布这个人死亡的时候会有大大的迟 疑，这个人是抢救还是不抢救？那一刻你的专业素质，决定了这个人的生死。
上个月在音乐学院，有个小男孩，20岁，一个电工，修棚顶漏电的时候触电了，那个时候是晚高峰，堵车特别厉害，我15分钟之后才到现场，有工友在做胸外 压，然后人工呼吸，一般来说这种生还几率特别小，我们开始持续不间断地抢救，10分钟，20分钟，我们全力抢救了半个小时之后，这个患者恢复了心率。后来 我想，如果在现场那一刹那，我没有做一个正确判断，因为自己的顾虑也好或者自己专业的保守也好，宣布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办法进行抢救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在我 手里面放走了。
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常碰到，所以我们的工作必须非常审慎。后来第2天他已经基本正常，我问他，你记得我吗？他说不记得。我问他：你看我面熟吗？认识我吗？他 说我不记得。那时候我失落吗？我不失落，一点都不失落。在那个时候，我工作的劳累也好，工作强度大产生的负面情绪什么都没了，真的，这种东西可能自己经历 过才能明白。真正靠你的判断，可以把一个20岁的生命挽救回来。这种意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回报能比得上。
在工作中真的是这样，举个例子，我们碰到一个中年男性，打120，做心电图，一切正常，但病人说不舒服，我说那要不咱们去医院吧，就这个时候他在我面前开 始抽搐。我发现他有急性心肌梗死，抢救过程中他的爱人一直哭，按压，打强心针，每一次抽搐，我都会要用电除颤。我们最后送到同仁医院，做了手术，做了诊 疗。一个月之后这个人拿着奖状过来了。“医生，我要为了你好好活着，我要戒烟，我要戒酒。”那个时候，你所得到的是挽救生命的成就感、他们对你的信任，以 及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肯定和赞赏，那一瞬间就会觉得特别高兴，特别自豪。虽然每天在救护车上每天都要辛苦颠簸，刮风下雨，风里来雨里去，钻胡同，爬楼梯，但 是一旦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之后，我觉得特别值得。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开玩笑说，大夫特“贱”，哄几句好话他就满足了。真的。
现在大环境不好，医生跟患者之间信任很薄弱，你会因为一些事情有顾虑，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沟通，告诉我们选择的原因，大多数的家属是能理解的。大多数人（急 救）希望送去更好的医院，有患者得了心梗，一心就要去安贞，就要去阜外，在南四环也要去。我们会劝家属去别的医院，因为心梗有时间窗，及时救护治疗对于患 者的预后和生存率都很重要。如果你为了去这些医院放弃了时机，事实上得不偿失。但是往往我们跟家属说这些的时候，家属不理解，会生气，说你们120是怕远 或者别的原因不愿意去。这时候我们宁可被误解也不能听家属的，去选择走这么远，因为这实际上是给患者增加了风险。
在现在的医患关系下，有的时候看到同行之间转发的东西，看到患者家属对我们的不认可，比如说120你甭这么多废话，我让你们来就是帮我抬的，其它我什么都 不需要，我也不用你给我做检查，我也不信任你，犯不着用你，不要说这么多的时候。在想法上也好，自尊心上也好，包括职业选择上也好，确实会受到很大打击， 你不知道怎么办。往往能够平复我们的良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救了人的，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人。这时候才能让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中去。
“我更怀念以往单纯的医患关系。”
口述| 李鹏程（总参309医院医生，行医17年）
采访| 冯薇薇
整理| 冯尚钺
1997年，我在河北宁晋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当时发生了一起投毒事件，一家七口出现抽搐昏迷，相继离世。最后被公安机构确定为毒鼠强中毒(有机氟)。 这种鼠药几乎无色无味，毒性巨大，我国已明令禁产和禁用。这年秋天，有个7岁男童误食有机氟鼠药，很快出现抽搐，急送医院。我立即给其洗胃、解痉及对症治 疗。但是，效果不佳，患儿仍然间断抽搐。
我们也很着急，联系全县的医院和周边医院，在兽医院找到给动物用的特效解药解氟灵。作为医生我们很为难，把兽用药给人用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患儿本身已经昏 迷，间断抽搐。用药后患儿突然死亡怎么办？经过与患儿父母沟通并签署同意书后，我们还是把药物用了，很快患儿就不再抽搐。
但是很快，连兽用药也没有了。我们立即联系各个药厂和医院，我们了解到，只有山东淄博一家药厂生产人用的解氟灵。当时我们基层医院人员紧张，但是买药的事 情不能等，院长亲自为患者家属开具证明，并送到火车站，告诉患者药厂具体位置。在火车站，院长亲自帮患者买了火车票，让患者家属得以买回两箱救命药。经过 治疗以后，患者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而且患者剩下的药医院也全部买下了，利用这些药，后来我们又成功救治了很多患者。
当时的医患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我读了硕士博士，转行成了整形美容专家，反而更怀念以往的单纯医患关系。那时，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患者感谢，患者家属也没有觉得因为医院没有药而责备我们要我们赔偿，甚至我们去为患者做一些像买火车票这样事情也觉得很自然。我们当时所想的是救治疾病，抢救生命。回想起来很有感触，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同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做，真的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