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老爸电话，原来老妈在家不小心摔倒，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感觉眼前一阵发黑，腰痛难忍。我不敢怠慢，马上驱车回家救驾。
回家的路上，我拨打了120。因为我以前就交代过：老人一旦摔倒，如果伤情不明，不要擅自移动，所以老妈没有动弹，就坐在地上等我。待我到家，急救车正好也到了，医生小心地把她抬上担架，迅速送往附近的医院。X光片一出，我们就傻了：L1椎体压缩性骨折。
急诊科医生告诉我：这里的诊疗条件不是很好，建议我转院。
我马上给某著名骨科三甲医院打电话，被告知无床位，再问另一家，也没床位，我咨询现场急救医生，他告诉我，也可以保守治疗，回家绝对卧床静养，需要制动6-8周。
我只能先把老妈送回家，安排卧床并交代绝对不能活动，包括大小便一律床上解决，明日再作打算。
回房间打开电脑，我开始上网搜索解决方案，发现本区就有一家三甲医院这种手术也做得很好，于是记下该院骨科H主任的特需挂号电话，第二天一早就致电医院，启动三寸不烂之舌，才加上H主任的特需专家号，然后带着老妈的X光片，火速赶往医院。
H主任是个中年帅哥，当天上午查完房，就在医院的楼道里抓紧时间看了我带来的病历，他用权威的目光扫过X光片，转眼看了看我，说：把人送过来吧，我给你办住院手续，我心中一阵窃喜，就这样，搞定了。
老妈一入院，我就雇了个护工照顾老妈吃喝拉撒，自己却赶紧回家搜索并研究相关医学文献。根据中国的医疗现实，我这个不懂医、却曾带着老妈转战多家医院的 “中国资深看病学博士”心里很清楚：我必须研究清楚腰椎压缩性骨折相关的医学进展、各种治疗方案和预后，否则一定会在即将到来的医患对话中陷于被动。
大考很快来临，入院后第三天晚上，H主任携副主任L博士，约我进行术前谈话。因为准备充分，我信心满满，但一开场，我就被打懵了。
H主任对我说：经慎重研究，你母亲年龄太大，且身患多种心脑血管疾病，手术指征不明确，同时这个损伤也可以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所以不建议手术。
这话入情入理，听起来也完全是为患者考虑，这个建议无论对医院还是H主任个人，都不会有任何经济利益上的好处，但这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很清楚：老妈长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体内装有冠脉支架和起搏器，身体承受能力确实有限，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不失为理性选择，但是，老妈曾经2次心衰，心 内科医生曾告诫要适度活动，不要长期卧床，以免心衰再次发作。在这次住院之前我和老妈推心置腹谈了一次，我们一致认为，情愿冒手术风险换取将来长时间高质 量的生活，而不要垂死之人一样绝对卧床两个月，甚至因卧床而导致心衰发作。即便手术出现意外，我们也都能坦然接受。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诚恳地询问H主任：那么，手术的风险如何？
H主任十分耐心和蔼，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介绍了手术风险和获益的各种可能性，并再次说明了不建议手术的理由，这在国内公立医院中，已属难能可贵。
但我还是坚持手术治疗，我的理由也很充分：经查询相关医学文献，腰椎压缩骨折C臂机引导微创骨水泥治疗在国内属于成熟技术，风险不大，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手术成功率更是相当高，而且老妈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我相信她能够挺过这次手术。
听完我的叙述，H主任笑了，他说没想到你还这么认真地查询了医学文献，我也笑着说那当然了，因为老妈只有一个嘛。谈话的气氛友好而和谐，但双方也都在彼此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时，副主任L博士发言了，他说：“你有积极治疗的愿望确实很好，但针对你母亲这个情况，手术风险可能会很高，这个我们也必须充分告知家属，所以还是请你 慎重”，对此我表示十分的理解和感谢，但我仍然坚持手术，因为我知道：老妈如果绝对卧床一两个月，避免了麻醉和手术的风险，但心脏方面的风险却可能上升， 而后者发生的几率很可能高于前者。但院外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可能不是这两位骨科主任在做出此次手术决策时会过多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国内医疗体系的现实所决定 的。
此时已近深夜，谈话陷入僵局，L博士起身去病房做老妈的工作，H主任则继续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过了一会儿，L博士从病房回来，告诉H主任说：老太太说 了，怎么治疗，是否手术，都听儿子的，无论什么方案，她都能接受。H主任很诧异，我则很坦然，因为这是我们母子在多年就医过程中形成的的默契。
于是，他们只能继续做我的工作，最后，我不得不祭出了杀手锏，我说：“我看到贵院墙上张贴的说明，贵院行此手术数千台而无一例失败，其中包括90多岁的高龄患者，不知这是否真实？”H主任一怔，但旋即正色告诉我说那绝对是实事。
“那好”，我说，“如果确实如此，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手术的风险并不大，且你们的技术也是可靠的，经过慎重考虑和比较，我还是希望你们能为我母亲做 这个手术，只要你们的手术操作规范无过错，无论出现什么后果，我都可以承担，并保证不会无理追究医生和医院的责任。”
“另外”，我补充说：“无论怎样选择，患者都会面临不同的风险，可能你们更多考虑的是骨科手术风险，而如果选择保守治疗，她的心脏风险可能更高。当然你们 可能还会考虑手术成功率的问题，可我希望你们理解：我母亲的康复，比起冷冰冰的指标更重要，这台手术如果能成功，也可以为医生带来价值。同时，我完全能够 理解，在目前医疗环境中，有些医生不得不放弃高难度的手术而避免医疗纠纷。而我能做到的，就是选择充分地相信你们。”
我的话说完后，两位主任面面相觑，最后H主任对我说：“好吧，那我们再研究一下”，临走他留下了一句话：不管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我个人很都感激你对我们的信任。他一出门，我就知道：我赢了。
两天后，手术成功完成，老妈很快就可以下地行走，我非常感谢H主任和L博士为我母亲解除了病痛。医患双方都能得到这样一个最好的结果，是因为双方建立了有效沟通，并选择了彼此信任。
事后，H主任对我说：“以前都是医生做患者家属的工作，而且经常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这次却是你用真诚的态度说服了我们，手术成功，我们也和你一样感到很高兴。”他诚恳的表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需要说明的是：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我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红包，但直接负责我母亲诊疗的医护人员都很尽责。当然，由于制度性原因，住院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不愉 快，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只是这些事让我看到很多医护人员在顺从制度之恶时的麻木，以及部分医护人员用自己的善去对抗制度之恶时的那种辛苦、困惑与无奈。
每个人在面对不同风险的时候，都会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评估自身风险并尽可能规避，这是人之常情，但我愿意相信，多数医生的本质是善良和有责任感的。
这是一段医生和患者家属之间推心置腹的沟通，过程曲折，但基本和谐，结果也很圆满，即使真的出现意外，我也一定会信守承诺，因为我相信医生已经尽力了。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一切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