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命还是保器官，答案看似显而易见，但对一位身患罕见肿瘤的病人来说，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病理科主任周先荣看来，这更像是一场特殊的“较量”。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谈了许多镜头前没说的和想说的，一位真实的病理科医生就这样走到了我们面前。
分歧从要不要摘子宫开始
为了这个罕见病例,医生们围坐一起进行讨论
“我认为这个病人的卵巢不能保留，对她来说保命更重要。”一场特殊的病例讨论会正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的会议室里进行着。最后发言的，是病理科主任周先荣。一头白发的他，口气异常坚定。
在他发言之前，各科医生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矛盾的焦点是：这位已经被切除子宫的病人，究竟要不要继续切除卵巢。
这位病人叫莉莉，37岁的她患了一种怪病——长期流大量水样白带。从安徽老家的医院、到上海的一家大医院，她做了许多检查，也做了治疗，可病还是看不好。
一年前，莉莉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初诊医生是宫颈科的汪清教授，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个病例不简单，长时间流液可能是妇科肿瘤的前兆，她劝莉莉留下来接受进一步治疗。
通过进一步检查，汪清和病理科周先荣都认为，莉莉患恶性疾病的可能性很大，但问题是，她的病又非常特殊，病灶究竟在哪里、到底是什么病还无法明确，必须获得更多的组织才能确诊。
非常规疾病，只能用非常规治疗。
第一次听到要摘除子宫的建议时，莉莉吓了一跳，自己感觉不是什么大病，怎么就要拿子宫了呢？尽管已经生了一个孩子，莉莉还是很犹豫，毕竟子宫没有了，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觉得天塌了。
为了给保留莉莉的子宫创造最后的机会，她的主治医生华克勤教授与病理科主任周先荣反复商量论证，他们最终决定，先切除莉莉的宫颈组织进行活检，术中根据冰冻活检结果，再判断到底要不要切子宫。
手术的那天，正好是莉莉的生日，她把这一天视作重生的日子。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华克勤为莉莉切除了宫颈，手术室的所有人都原地待命，莉莉则在麻醉的作用下沉睡。
此时，病理科立即对莉莉的宫颈组织进行冰冻病理诊断。周先荣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着，“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判断，莉莉的病变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子宫。
周先荣在电脑上打了三行字：“不能排除不典型叶状增生，上切缘病变累积，建议全子宫切除”。
曾竭力为患者保留器官的他，为何一反常态
不典型叶状增生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相当于一种癌前病变，它与癌症之间只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而这层窗户纸可能随时会破，一旦发展成癌症，又极易累及其他器官。
莉莉的子宫被切除了。几天后，就在家人以为莉莉可以出院时，周先荣在她被切除的子宫里，又发现了危险的叶状增生病变。同时，病理科通过对宫颈的进一步化验，发现了叶状增生合并有原位胃型微偏腺癌。这种癌非常凶险，发展速度很快，很有可能侵犯卵巢等其他器官。
难题来了，全世界有关生殖道胃型微偏腺癌的正式报道只有6例，根本没有治疗指南可循。而这其中的5个病例都进行了输卵管、卵巢摘除手术。
问题是，现有的检查还无法判断，莉莉的卵巢是否已经有病变，不切，可能会留下隐患甚至纵容肿瘤的发展，而一旦贸然切了，年轻的莉莉可能提前进入更年期，毕竟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激素分泌器官。
莉莉的家人几乎陷入了崩溃，因为疾病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患者面临选择，医生也面临选择。但在周先荣看来，这场病例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较量，他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切除卵巢，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在场很多医生都感到惊讶，在一些良性肿瘤及交界肿瘤的治疗上，周先荣常常是那个竭力主张为患者保留器官的人，这一次他为何一反常态？
周先荣在病例讨论会上坚持认为，病人必须摘除卵巢
不能看着“一朵小白花”的悲剧再发生
采访中，周先荣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其实，他所在的病理科研究这种罕见的叶状增生及微偏腺癌已经有60年了。
这种病十分罕见，但就是罕见的那两例，让他终身难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位和莉莉的症状非常类似的患者来就诊，她也是大量流水样白带，在医院进行了7次活检，却没有查出究竟是什么病。那年除夕，病人去世了。大年初一一早，她的主治医生收到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家属寄来的一朵小白花。
周先荣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病理科主任感叹道：“主治医生其实是代我们受过，是我们没有诊断出来啊！”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医学与国外与世隔绝，看不到国外文献，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根本没有人认识这种病。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病理科对过去的病例进行整理研究，重新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才认识了这种病。
二十年前，一位上海的医生同行来妇产科医院就诊，她告诉周先荣，在自己所在的医院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是什么病。这一次，周先荣有了经验，通过诊断，他强烈怀疑，这位病人也是叶状增生合并微偏腺癌。然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在她的卵巢及其他器官蔓延，根本无法治疗。
这一次，当莉莉的情况摆在面前，周先荣无法保持平静。其实，在第一次看到莉莉在其他医院的病理报告时，他就强烈怀疑又遇上了这种罕见病，只是那时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当在宫颈上发现癌细胞时，就更坚定了他的判断。
“如果现在不切，等到癌症扩散了，就不是切子宫和卵巢这么简单了，那将是更复杂的大手术。”为了避免前两次的悲剧，周先荣不惜与主治医生“较量”。
最终，华克勤综合讨论结果和家属及本人的意见后，为莉莉进行了卵巢及输卵管切除手术。
手术后的病例报告证明了周先荣的判断，在莉莉被切除的卵巢内，确实发现了病变。幸运的是，莉莉所患的癌症还处在非常早期，及时切除后的预后很好。
周先荣每天都会带领学生在显微镜下为患者做出选择
哈姆雷特的选择，他们每天都要面对
病理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普通人眼中它是神秘的幕后科室，而在医生们眼中，这是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地方。
因为在显微镜下，周先荣几乎每天都会抓出非常早期和非常隐匿的癌症。这里所出的病理报告不但要描述样本的性状，还要明确疾病的性质，临床医师根据要病理报告决定治疗原则、估计预后以及解释临床症状。
手握“生杀大权”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如果门诊是公安局，放射室、B 超室是检察院，那病理科就是法院。病人得的是不是肿瘤？是良性的肿瘤还是恶性的？这个裁决是由我们病理科来做的。”周先荣这样形容自己的“战场”。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全国各地来求诊的疑难杂症、妇科肿瘤病人特别多，而病理科的报告将直接决定病人的治疗方案。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会让患者付出代价。
“To be,or not to be的选择对于哈姆雷特来说是生存或者死亡，在我们病理科，每天都要遇到为患者做出这样的抉择。”
压力，不仅仅在做出诊断的那一刻，因为这个判断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它还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患者的病理标本会永远保存。“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病理报告出来之前。报告出来后，鼠标点了发送出去，那就是泼出去的水。”
“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太少了”
“很累、很脏、很苦。”周先荣用六个字形容病理科的工作。
“我们的年轻医生从早上8点到12点，整整四个小时要站着取材，现在条件好了，福尔马林的味道不是很重。到了晚上开会，还要业务学习，但他们收入却不高。”
这份整天要面对病人的器官组织的工作不仅又脏又累，成长周期还特别长。
一位病理科医生工作5年只能出最简单的报告，10年才能独立出复杂的报告，要想发现疑难复杂病例，可能要20年的磨练。很多人根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
有一位同行曾对周先荣说，做医生做到五十岁才真正有感觉。周先荣深有同感，到了这个岁数才能培养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而这种敏锐只有靠年头历练。
在周先荣的带领下，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的病理科成为了全国妇科病理领域的领头羊，同行遇到难题，都会想到让红房子医院病理科“再看看”。
在中国病理网上，周先荣自称“农夫”，“挑水担柴观日落日出，犁田锄地迎春去秋来。”是他的网络签名。在全国的病理科医生里，知道“农夫”的，可能比知道周先荣的人还多。他在全国各地的培训班上讲课时经常说：“有疑难病例的，寄给我，free！（免费）。”于是，他每天总有看不完的片子。
而每次只要有周先荣讲课的学习班，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医生慕名而来。周先荣感叹，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太少了，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庞大需求。
“而且优秀的病理科医生大都集中在大医院，这是导致基层医院看不好病的一大原因，一家医院的医疗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病理科的诊断质量。病人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只能到大医院去，这就造成了大医院的拥挤。”
周先荣经常对学生说“要记住，我们是医生的眼睛”。他期待着，有更多的年轻医生能够练就火眼金睛，为患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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