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016年光彩·西藏和四省藏区母婴健康行动”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汤亚南（左），在索县人民医院为藏童义诊。
1名患儿身后有6 名家长
患儿家长大多数心情焦躁，遭误解、受委屈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儿科风险太大了。一个孩子看病，后边往往站着6个家长：父母加上4位老人。这种状态下，儿科医生压力很大。小孩病情稍有变化，家长马上就会情绪激动，假如此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更严重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洲对记者说。
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且患者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医生需凭借经验诊疗。孩子身体不适时，父母第一选择往往是送医，直接增加了儿科的工作量。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多，儿科诊室内人满为患，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被家长抱怨。遭误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儿科医生的“家常便饭”。
“高峰时，我们每个人一天扎200个针，还要应对家长的各种‘不配合’。”北京某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小丁说，患儿家长大多心情焦躁，三天两头找茬，医护人员被骂被打是常事。
前段时间，一名新生儿住进北京某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孩子的姥爷特别着急，非要科主任白纸黑字写下承诺书，确保孩子百分百康复，没有任何后遗症。事情很极端，却反映了人们对儿科的要求和期望值明显高于成人科室。
在高峰期，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助理、眼科主任医师于刚出一次门诊要看100多个小病人。“那么多孩子，我可以浮皮潦草地看，很快就看完，但这样对不起家长，更对不起孩子，不能把孩子的病情耽误了。”
大量医疗纠纷就是因患者太多、医患交流不充分造成的。于刚专家团队做起线上医患交流，开设了宝宝眼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患者群，发表科普文章，回答了数十万母亲的问题，页面访问量达到1.2亿人次。“这种交流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孩子治病。”据于刚介绍，10年前眼科的医患纠纷几乎每天都有，大夫常被医院领导叫去谈话，现在基本没了纠纷，有的都是表扬信。
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徐荣华认为：“一方面要长期开展优质服务活动，评选明星护士、医师，一方面通过信息平台，让医院的辅助科室积极配合儿科，儿科病人就诊可根据需要开通绿色通道，减少医疗安全隐患。”
退休医生填补空缺
招不来人，留不住人。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高级职称人员尤其少
“儿科的发展是我最头疼的事。”李文洲说，“我们非常愿意把儿科做起来，问题主要在于招不到人。”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姜红介绍，儿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连轴转状态，迫切需要补充人手，但总是面临招人难的尴尬。儿科辞职率也比其他专业高很多，去年该院招的儿科医生中，有两名工作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医院只好返聘了3名退休的儿科医生，弥补人手不足。
在上世纪末，全国所有高校的儿科本科教育被砍掉，本意是希望儿科医生接受研究生教育，成为高端专科医生，却没想到出现“儿科医生荒”。李文洲认为，其实活跃在一线的儿科医生，绝大多数是本科学历。回头来看，当时应该保留本科教育，激励大家往更高层次深造，而不是直接砍掉。目前，已有8所高校恢复了儿科教育。
“有些地方为了补齐儿科教育的短板，开始降低门槛。我认为，儿童病情具有特殊性，病情发展是非常快的，这对医务人员素质要求更高。如果降低门槛，医生素质达不到要求，反过来就会毁了这个专业，导致恶性循环。”李文洲说。
招不来人，留不住人，导致儿科医生极度缺乏。国家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为11.8万名，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加拿大、日本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为0.85—1.3人。我国儿科执业医师日均承担的门诊数约为17人次，是普通医疗机构执业医师的2.4倍。
怎么解决儿科医生不足？李文洲说，儿科医生不能只看学历，而要看临床经验。希望更多的优秀人才热爱儿科事业，进入儿科医生队伍，这是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的长远之计。
“10年来，我们致力于提高医生水平、眼科技师、护士专业能力，打造儿童眼科品牌医生，尝试专家团队出诊，打造体制内的医生集团，目的就是进行人才梯队建设，营造留住人才的环境。”于刚说，目前科室已引进、培养了15名副高、正高眼科儿医。虽然要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但是科室逐渐壮大，来就诊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医生的价值感在逐步提升。
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
儿科医生薪酬待遇偏低。尽管医院给予倾斜和保障，但仍需要在制度方面进行完善
技术价值难以得到体现，收入偏低，晋升不易，是儿科医生的普遍体会。对此高私傅zslm619建议各地的儿科医生在本地组建儿科医生集团，合作开诊所或为客户提供私人医生服务，相信收入这块会有很大的提升，甚至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天地。
很多人看不起儿科医生，称他们为“小儿科”。实际上，儿科的复杂程度更甚于成人。于刚说，儿童眼科手术的难度非常大，器官小，眼球壁薄，孩子本身不懂配合，麻醉风险大。“我们曾给出生20天的新生儿做过手术，难度可想而知。”“做3个大人眼科手术的难度不如做1个低龄儿童手术的难度。”
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吴倩说，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有儿童自身的特点，病情进程较快，但大部分儿科医生都是到医院轮转时才接触到儿科，实习时间一般只有一个月，培养需要很长的周期。但收入与付出并不成正比，“我原来是在成人眼科工作，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的收费价格比儿童高数倍以上，成人近视眼手术一天能做到50多台，这些在儿科都不能实现。儿童用药也比成人更加复杂、危险。看病的过程中不仅要哄孩子，还要和家长沟通，工作的强度更大，医生的责任更大。”
儿科晋升比成人科室难。儿科领域窄，儿科医生一般忙于临床，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研，发表高水平的论文难上加难。
“与国外同级别儿科医生比，我国儿科医生的薪酬制度不合理，负荷比较重，大医院接诊的患儿特别多，但是有很多服务项目收不了费，造成救治的患儿越多、医院亏损越严重，没有很好地调动医院、儿科医生的积极性。”于刚说。
如何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待遇？
李文洲认为，薪级工资是政府制定的，相关部门不会针对医院更不会专门针对儿科医生制定标准。在绩效工资方面，武汉市中心医院大力倾斜，保证儿科医生的收入不低于全院平均水平。该院还根据儿科医生工作量，适当给予激励。
李文洲建议，适当调整儿科诊疗费和其他项目的收费标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职业风险。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年所在的春熙路变成步行街后，市民开车带孩子看病不方便，再加上资深医生陆续退休，医院儿科跌入了冰点。儿科的床位由60多张变成了10多张，还住不满，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在医院也是最低的。
“为了让儿科医生安心工作，我们首先调整了收入分配制度，向儿科倾斜并给予补贴。”徐荣华说，医院还给儿科扩场地、添设备、增新生儿病房等，让儿科“起死回生”，并鼓励医务人员进行深造。（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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