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港大医院 医改鲇鱼加速取消编制步伐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发自深圳

虽然深圳市北大医院的主治医师李维（化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还是会无意间用到“临时工”这个字眼，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像他这样有编制在身的医生，会越来越少。

深圳以北1800公里外，山西运城。运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改娥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医院近几年入职的年轻医生们，仍在为寻求一个编制苦苦“求索”，即便他们也已经得到消息，“未来国家将会逐渐取消医生的编制”。

早在210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将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而日前人社部举行的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编的31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中，大约有800万是医院工作人员—针对公立医院的编制创新改革一旦启动，动的就是上千万人的奶酪。

在取消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的路上，深圳领先全国其他城市一个身位。

2015年6月8日，深圳率先出台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将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以及事业编制。日前，深圳市卫计委主任罗乐宣对外宣称，深圳新建市属医院已经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

深圳医改走在前列，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其中的典型样本。“港大医院从一开始就没有编制，这是对深圳医改最有贡献的探索。”该医院一位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评价道。

亦有不同声音。李玲一直呼吁公立医院应体现公益性，在她看来，取消医生编制并非目前医改的当务之急。“公立医院是公家的，理应有编制，国外公立医院虽然不这么叫，但也有编制存在。公立医院的医生就不应该多流动，取消编制增加了医生的流动性，对医疗事业未必是好事。”

充满中国特色的“编制”

编制，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用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事业单位翻开了聘用制的一页。以公立医院为例，通过政府组织的统一考试后，医院按照编制额度选取人员，有编制的人员如无意外，可终身在该医院任职；聘用制度则基本类似于企业招聘，聘用人员亦被称作“合同工”“临时工”，需与医院签订合同，从一年一签到三年一签。

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初，合同工是作为公立医院编制余额不足的一种补充”。但时至今日，医院“合同工”的数量已逐渐接近“编制工”。据深圳市卫计委统计，目前深圳近48.9%的医务人员是聘用的。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宣传部佐证了深圳市卫计委的这一数据，时代周报记者被告知，近三年来，该医院只有10名左右的医生取得了编制，其余招进来的都是合同工。

人数的多寡，使得“编制”逐渐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代表着更优越的福利和更稳定的工作。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名护士黄绢（化名）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聘用的人，平时在医院里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合同工相对来说更容易被解聘，“同样一个错误，可能有编制的（医生护士）只用停职检查三个月，又回来上班了，而合同工可能直接被解雇。”此外，编制工往往能保证一周有两天的休息时间，合同工则常常加班。在奖金、绩效方面，两者也有很大差异。

“编制工”与“合同工”间的矛盾，逐渐从个人的利益之争上升为待解的制度难题。

医改鲇鱼不赚钱？

7月30日中午，港大医院科教楼一楼，电子屏幕上滚动着一条红字消息：“医改新成果 港大医院率先实行手术费用打包制度。”

港大医院某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手术费用打包制在发达国家很普遍，香港也已经实行多年，但在内地，这属广东省和深圳市卫计委的一项全新尝试，港大医院则是第一家引入该制度的公立医院，“港大医院是深圳市政府医疗改革的一项具体举措，深圳市对港大医院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和配合”。

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资40亿兴建港大医院。从一开始，港大医院就采取与内地医院迥异的人事制度。港大医院在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复的材料中称，医院对全体员工实行聘任制，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区别于事业编制的养老制度；由于采取了聘任制，医院管理更加灵活—医院以岗定薪，可以自主设岗、招聘人员，在工资总额内自主分配薪酬。在医生聘用合同中，明确了岗位工资标准，将员工收入与医院收入脱钩。同时，港大医院还设立了岗位与薪酬委员会，定期对人力资源政策进行检讨。

在高薪的吸引下，李维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港大医院刚开业那阵，从我们（深圳市北大医院）这儿挖了一大批人”。

在港大医院某工作人员看来，敢从编制里跳到港大医院的医生，都是“比较有胆量的人”。港大医院为了留住这些人，也采取了很多手段，最重要的是大幅提高薪酬。在港大医院，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元，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元。

港大医院医生张丽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给自己算了笔账：“我的薪酬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工资；第二部分是每年一次我的上级给我评的绩效，这部分最高能达到工资总额的30%；第三部分是‘约满酬金’，就是做满三年、考核合格后，会有三年总收入的15%作为约满酬金。”

除“高于同行业的薪水”外，港大医院的晋升通道也与传统公立医院有诸多不同。港大医院不按照内地的职称系统作为晋升条件，拥有一套自己内部的评价体系，即“驻院医师—副顾问医师—顾问医师”，评定的标准依医生的临床治疗水平而定。港大医院某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由于更看重医生的科研水平和资历，相对而言，港大医院的晋升制度更有利于年轻医生以及临床水平较高的、“能治病”的医生。

张丽君目前是港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顾问医师，在港大医院系统里已达最高级别。2012年来港大医院之前，她是深圳市属福田医院的一名知名专家，从编制工到合同工，她自认很快接受并适应了，“原来的岗位有许多行政的事情要处理，到这里来，冗杂的事务减少了很多，可以更单纯地从事医学事业”。张丽君说，这才是她来港大医院的初衷。

张丽君介绍说，在福田医院时，每周只有一天半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港大医院，自己每天都要坐诊。“现在我们要求把时间留给病人，连会议都要安排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来到港大医院以后，我就没有午休过了。”

吸引张丽君的另一大原因是“医生的尊严”。“现在一些三甲公立医院的科室主任，各种收入加起来并不比我在港大医院拿得少，但在医患关系处理上，港大医院走在公立医院的前列。”她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港大医院成立了病人关系科，提供了病人申诉、反映意见的渠道。“一般而言，只要要求合理都会得到处理，处理结果我们还会进行公示。如果患者不通过这个渠道，想直接找医生的麻烦，港大医院对此是零容忍的。这保障了医生的尊严，给了医生一个安静的做事环境。”

实际上，作为医改鲇鱼，港大医院也曾遭遇困境。

深圳市政府对港大医院的补助，在其开业前达到100%，此后逐年减为70%、50%、30%—5年内，港大医院要实现自负盈亏。2014年7月，港大医院被媒体报道指，运营两年来亏损超过10亿港元。两年过去了，港大医院某工作人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港大医院目前“已达收支平衡”。他另外介绍说，2016年，医院的自营医疗收入比例提升至78%，政府财政补助占比已缩减到14%。“目前我们主要的收入除了财政补助，还有高端医疗这一块。”

编制留给“高等级人才”

与港大医院从诞生起就取消编制不同，传统医院将面临巨大阵痛。

黄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第六人民医院（原南山医院）“这两个月一直在开会，宣布取消编制的事情”。

据深圳市卫计委秘书处（医改办）处长李创解释，改革配套的人事、社保等新政尚未出台，还需要财政局、人社局统一协商。他表示，政府对医院投入的财政是有定额的，医院也将在合理范围内进行按能力分配。薪酬改革后，医生的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脱去编制的束缚，有能力的医生收入将和一般的行政管理人员、护士、技术人员等拉开差距。

在第六人民医院，曾发生过多起针对“不同工不同酬”的抗议。

黄绢透露，经过多次调整，目前编制工与合同工的待遇“已经很接近了”，除国家补贴部分外，医院向编制工和合同工发放的工资基本相同，“以前合同工要多加班，现在也都平等了”。

张丽君据此分析，传统公立医院里医生对编制的眷恋，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钱，而是稳定。

李维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由于不再新增编制，医院手上留有的存量编制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这些编制被用来招揽高等级人才。“没编制当不到科主任，顶多当到主任医师，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对于招揽有行政级别的科主任、院长来说，编制仍旧是必需品。“但是等存量编制用完，就不好说了。”

目前，深圳市对取消编制的方案定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已有的编制维持原状，不再增加新的编制，这使2015年后毕业的医学生首次面临无法取得编制的尴尬处境。对于取消编制后会否产生新老医生不公平的状况，时代周报记者向深圳市卫计委发函要求采访，但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回应。

公立医院事业取消编制的尴尬还在于，编制是国家财政对医院进行投入的一大依据。“现状是政府养了有编制的这部分人。从医院的角度讲，除了财政补贴这块，编制工和合同工的薪水以及奖金都是一样的。要想补齐合同工的待遇，政府就要把合同工一起养了。为什么港大医院能够同工同酬？因为政府对他们的补贴是无差别的。”李维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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