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2014年全国医疗卫生总诊疗量达到76亿人次，医疗纠纷数量较2013年的7万件下降18%，尽管数万件医疗纠纷在就诊数量中占比不高，但每一件都成为紧张医患关系的催化剂。
仅仅在4月，四川省最先是医院一名主任医师疑因牵涉医疗纠纷自杀、后有十余名医护人员联名抗议患者，一时间，围绕“医生委屈、患者喊冤”矛盾关系展开的讨论此起彼伏。究竟如何看待“剪不断理还乱”的医患矛盾，近日，记者对当地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入采访。
主任医师自杀后的行业余波
3月3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周晓辉在家中自缢身亡，不仅留下了癌患妻子和年近90岁的老母亲，还有一起未了结的医疗纠纷。
51岁的周晓辉1988年进入四川省人民医院，在同事眼中他“为人谦逊、工作低调”，是好医生、好丈夫、好儿子；对于其近30年的从医表现，院方则给出了“视病人如亲人，深受病人家属尊重和赞扬，曾获得医院颁发的医德医风优秀奖”的评价。这样一位医生，为什么选择自杀成为了外界十分关注的焦点。
“不堪忍受长达8个月的‘医闹’，生前卖车卖房准备赔偿病人”是网上多名认证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对于“周晓辉自杀事件”给出的最初信息，而官方对此的回应是：“无法确认周晓辉非正常死亡与医疗纠纷有关”；有周医生同事介绍，近一年来，在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下，他经常感到身心疲惫，于是有人猜测其是否“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国家卫计委对此的回应也是“无证据证明其有抑郁症”。
据了解，由于自杀者的求死很难准确归因（除非有遗书明示），而四川省人民医院也表态已对周晓辉家属妥善安置，医疗纠纷正按照法定程序解决，对于该事件院方将不再作进一步说明。至此，一起轰动的主任医师自杀事件以“无言结局”收尾，但该事件为其身边人以及医界带来的波动并未消除。
“他大学是班长，人很好，真没想到会做出这样的选择。”4月22日，对周晓辉较为熟识的一名内江主任级医生提及该事件时，言语中充满惋惜与无奈，“作为医生的压力很大，再加之他家里的情况，确实太辛苦了。”
“很难想象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他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决不是他一个人悲剧。”尽管该事件已过近月，仍有很多医生迈不过这个“槛”，一名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向记者表示，医患关系的紧张令他们的职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劣，并对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式十分不满，“医院要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通常被推到风口浪尖直面患者的都是医生，这显然不公平，医院应对医生多些承担，患者应对医生多些理解”。
一次 “ 医与患 ” 间的正面交锋
4月22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14名医护人员拒绝为一名疑似恐吓医生的孕妇服务的联名信引起社会关注。“面对伤医辱医事件，我们习惯了选择沉默，结果就是尊严被任意践踏，医疗环境越来越差。但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会爆发，华西医生们用有理有力的反抗为自己争取了医者最起码的尊严。”事件发生后，有网友以此声援“抗议”医生。
而据信中当事人杨医生称，这一举动缘于一名患者家属拒绝接受自己给出的处理意见，并口出狂言、威胁其人身安全而引发。然而，“抗议”事件后不到两小时，联名信中的孕妇突发胎心异常，这些参与“抗议”的医生又走上手术台为其进行剖宫分娩手术，一对双胞胎平安降生，母婴平安。
4月23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发布通报称，在“医生因患者辱骂联名写信拒服务”一事中，患者家属已主动向医生致歉，当事医生接受道歉。“我们也仅是想通过联名信表达一种态度，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根本不可能真的‘拒绝服务’。”一名参与联名信的医生如是说。
“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好在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其实社会上对医生的了解还不够，我们需要发出更多的声音。”华西第二医院产科医生秦朗告诉记者，基本上他们科室的医生每天都要为数百名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手术多时更忙碌，工作强度很大，他认为，医生和病人、家属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抵御抗击疾病是共同目标，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与信任十分重要。
“有时排很长时间队看病，结果到医生那儿不到1分钟病就看完了，花了钱，却没得到心里期待的服务，说没有情绪是假的！”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患者表示，对于医生机械式的看病方式，心里既懊恼又不甘，“当然‘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医生的错，作为患者也应懂得换位思考，促进医患关系更和谐。”
记者了解到，最近秦朗组织科室中的医生们自费拍了一组以反映青年医生为主题的写真作品，照片中的秦朗和同事或是西装礼服高冷范十足，或是白褂青衣医者职业气质尽显，“我们期望向社会展现医生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医者行列。”
期待 “ 医改 ” 坚持公益性道路
几乎每一例围绕医患展开的事件，都值得用典型研究的视角来探讨。两件接连发生在四川的医界动态虽“是点非面”，但无论是悲剧还是感动，它们都指向了“医患关系”的复杂，社会各界的声音也因此而不一。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公立医院的医疗市场化走向，造成医生的价值要靠“数量”来体现，患者每逢就医便像被“扒了层皮”。医生在高压下麻木机械地工作，而患者在高昂费用下的不满情绪积蓄已久，于是医患关系变得敏感，不同身份的两者冲突频现，所以医患问题不仅要在二者身上各打一大板，其根本症结还在于医疗制度上的畸形引导，只有更为合理的医疗制度组合改革，才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最终出路。
“关键是观念问题。”四川省总工会经审主任苗勇说，于患者而言，“医生治百病”的思维必须要转变，于医生而言“强化为人民服务意识”很重要，于院方而言在纠纷中“拿钱买平安”的思路要不得。“制度上的不足固然存在，但这并不是短时间可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资源配置上，改革的效果呈现有一个过程。”苗勇认为，当下最要紧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由此寻找医患双方人性化的利益平衡点，和谐二者关系。
“医者坚持救死扶伤，患者要常怀感恩之心，医患之间很简单，复杂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成都市某机关单位公务人员夏立志看来，医院追求经济效益已是公开的秘密，医生在效益考核下背压前行，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照又让民众形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认识误差，因此“医生委屈、患者喊冤”的矛盾冲突“久治不愈”，医疗制度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已然势在必行，重要在于“怎么做”的问题，其中人事和财政改革最为迫在眉睫。（本文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