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在毕业时，很多欧美医学院学生依然要庄严地背诵现代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的第三条是：“承认我的能力的局限。”而患者们，也应该理解医学和医生的这种能力局限。
我认识一位名医，医德医术俱佳，谦卑地践行希波克拉底的名言“我将清白和纯洁地生活和行医”。他不收红包，实在谢绝不了，就在出院时，把红包打入病人的账户。他坐门诊时，和颜悦色，与病人交流融洽。但我偶然得知他坐门诊时的一个习惯，却是暗吃一惊。在我们台州，医生在问诊一位病人时，即使是最好的医院，也往往避免不了其他病人和亲友的围观，有的围观者还兴致勃勃地插话。这位名医坐诊时的习惯是——绝不允许有病人及其亲友站在他身后。
我把这件事说给一位也是台州名医的中学同学听。不料，她说自己也是这样的，否则，她就极为忐忑。这让人不禁感叹，如今我国的医患纠纷，已经投下了如此深重的阴影，即使是这些“清白和纯洁地生活和行医”的好医生，也挣脱不了。
当下的医患矛盾，缘由复杂。作为一个老记者，窃以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宣传也是难逃其咎。从春秋战国时代的扁鹊开始，我们对医生就敬献上了“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之类的颂扬。例如，这位扁鹊大师，其实不叫扁鹊，他的姓名叫姬缓，因为医术高超，人们便用了上古神话里的神医扁鹊来尊称他。久而久之，这些神医故事和中国好医生的种种宣传报道，给大众留下了医生仿佛无所不能的暗示。一旦不能手到病除，有的患者不免暗暗嘀咕，是不是医生没有尽心尽力啊?是不是因为没有送红包啊?
其实，直到今天，医学仍然是极不完善的。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卢瑞亚把现代医学比喻为“破试管”。而且，现代医学的历史是十分短暂的。直到1937年，人类才开始临床应用第一种能够有选择地杀死病菌的药物——磺胺。尽管在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圣典《本草纲目》里面，早已有霉豆腐渣可以治疗恶疮的记录，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才研发成功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尊为“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古代西医都要宣读的一份从医誓词。古往今来，很多雕像把希波克拉底表现成一位睿智的老人——秃顶，一脸大胡子，眼光明亮，神情高贵，简直是世人心目中名医的经典形象。可惜，除了希波克拉底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的《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者以外，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医学，这是一个贴切的隐喻。即使到了21世纪，医学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依然充满了未解之谜和力不从心的缺憾。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第二条，就是“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负责人、巴黎第五大学校长凯恩说：“数千年来医学的最大智慧，就表现在希波克拉底的谨慎态度上。”
相比之下，《本草纲目》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信。只不过，我们读了这些有着“立愈”、“即止”之神奇疗效的药方，往往哑然。比如，骨折了怎么办?《本草纲目》开出的药方是：“死童子骨，香瓜子仁炒干，为末。好酒下，止痛极速。”咽喉肿痛怎么办?老中医李时珍建议：“童便三合，含之即止。”流鼻血怎么办?“乱发烧灰吹之，立止。”而且，《本草纲目》还保证，此方有一劳永逸的神效：“永不发。”不过，这个“乱发”有讲究，必须“男用母发，女用父发”。
凯恩认为：“自从不同起源的古代医学出现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印度、中国等)，医疗的技艺……在魔法实践和脆弱的医学基础之间摇摆。人们始终说这时的医学基础是客观的，但实际上并不可靠。”
现代医学一路走来，有时候，让人觉得实在是神农尝百草传说的现代版。
磺胺的研发过程就是如此。1927年，世界制药行业巨头——拜耳制药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多马克开始研究染料能不能治病。为什么选择染料呢?因为当时还没人研究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马克在实验室里，耐心地给小白鼠服用各种各样的染料，观察效果。直到第五年，多马克终于发现一种红色染料能够杀死链球菌。又过了多年，进一步研究发现，疗效不是来自这种红色染料本身，而是染料分子的结合剂——磺胺。多马克因此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直到今天，漫天撒网地试验各种各样的物质有没有疗效，依然是世界制药行业研发新药的常规办法。
在医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更是运气好到极点。1928年7月，伦敦的微生物学家弗莱明没顾上把几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皿放进培养箱，就匆匆去外地度假了。回来后，弗莱明发现，一个培养皿被霉菌污染了。他刚要扔掉，突然发现霉菌菌落周围有一个透明的圆圈，说明这一圈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被杀死了。紧接着，弗莱明通过实验，证明这种霉菌具有杀菌功能。这是一种青霉菌，能够分泌出大量的青霉素。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闻讯，如获至宝，却迟迟不能重复弗莱明的这个实验，连弗莱明本人也不能。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十年后，科学家才渐渐解开这个谜团。原来，青霉菌最喜欢的温度是20摄氏度，而金黄色葡萄球菌是35摄氏度。如果弗莱明那天把培养皿放进了35摄氏度的培养箱，那个青霉菌菌落就无法生长。
幸运的是，在弗莱明度假期间，伦敦经历了一次冷空气降温，使得他的实验室温度恰恰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青霉菌如鱼得水，蓬勃生长。不仅如此，后来的科学家进一步发现，污染了弗莱明培养皿的那种青霉菌，在自然界里极其罕见。这也是《本草纲目》记载的霉豆腐渣治恶疮这个药方，时灵时不灵的原因。因为，并不是让豆腐渣发霉的每一种霉菌都是这种青霉菌。
那么，弗莱明实验室里的青霉菌是哪儿来的?这里的巧合，简直不可思议——弗莱明的楼下，是一位真菌科学家的实验室，恰好培育了这种青霉菌。那几天，他又恰好没有关窗户。否则，这种罕见的青霉菌孢子就不会逃出来，飘进弗莱明的实验室，不偏不倚地落进那个培养皿，给幸运得一塌糊涂的弗莱明带来了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不可否认，现代医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当代医学界依然谨守着希波克拉底的谨慎。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他写的回忆录《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记述了作者亲身亲历的世界医学的伟大进步。他却深切地感受：“在这些医院(指哈佛大学的几所全球顶级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却无法改变它们的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疗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刘易斯·托马斯博士用专业术语告诉我们，所谓“治疗”，有四种类型：一是病因学治疗，比如你感染了病菌，把病菌杀死，那你的病就好了;二是发病学治疗，比如你得了高血压，医生建议你事事小心，并长期用药防范，控制住血压;三是症状学治疗，就是疼痛止痛，发烧退烧;第四种就是安慰剂治疗。在现代医学治疗谱系里面，斩草除根式的病因治疗只占20%。
直到今天，在毕业时，很多欧美医学院学生依然要庄严地背诵现代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的第三条是：“承认我的能力的局限。”而患者们，也应该理解医学和医生的这种能力局限。
当然，当下我国医患矛盾激化，不仅来源于医学不够完善，还有医保不够普及、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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