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患者对医生深信不疑，如今却是半信半疑。过去，病人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就会尽100%的努力。如今，即便有99%的希望，医生也会小心翼翼，生怕出现1%的失败率。一位患者数次大出血，不手术，只能等死；手术，虽多了一个希望，但希望有多大，谁也没底气。最终，患者和家属对医生无条件的信任创造了奇迹！
裘苗根和徐爱娟夫妇今年都是48岁，浙江萧山临浦人。
徐爱娟第一次吐血，是6月17日。晚上9点钟，她起身去关电扇，突然晕了。幸好丈夫在眼前，托了一把。人没摔着，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裘苗根赶紧拨打了120，把妻子送到了浙医二院滨江院区。一检查，出血量很大，医生估计超过800ml，血压明显下降。去年，徐爱娟曾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出血住院，当时给她做手术的是消化内科主任医生潘文胜。这次住院，急诊马上联系了潘文胜。
潘文胜用三腔二囊管（通过压迫的方式，压住破口，进行止血）止住了血。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使用时间不能过长，24~48小时后一松，立马吐血，血大口大口地从徐爱娟嘴巴里喷出来，就这样又吐了3次。
第2次吐血之后，徐爱娟崩溃了。她一看到潘医生，眼泪就止不住掉下来，“潘医生，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潘医生心里比她还急，要止血，只能手术。但徐爱娟的病，风险太大，他已经把资料发给了国内一些专家。但能不能找到可以胜任的外科医生手术，他也没有把握。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只能继续依靠三腔二囊管压迫止血。期间，徐爱娟一度烧到40多摄氏度，人开始抽筋。医生在她腋下、大腿下塞了冰块降温。
徐爱娟的病是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引起，这种出血非常棘手，严重时会危及生命。如果不稳住，即使最后手术，病人状态不好，恐怕也无法耐受。
潘文胜找到裘苗根：“要不要去ICU再拼一下？”先把人稳住，才能争取手术。
这句话让裘苗根听到了希望，他决定再拼一下，“万一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了，人，我拉回去。我也对得起她了。”
冲他这句话，医生们愿意冒这个风险。
下班路上，潘文胜碰到迎面走来的血管外科主任陈兵，赶紧拉住他，介绍了徐爱娟的病情，“这个手术，你愿不愿意做？愿意的话，我给你创造条件。”
陈兵答应了。
前前后后，讨论了4次，医生们最后决定，用人工血管搭个桥，连接两段静脉，分流一部分血液减压。但这并不是最理想的。人工血管植入后，需要抗凝，万一大出血怎么办？反复输血会导致血液凝固功能下降，徐爱娟本身还有血小板增多症，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徐爱娟的主管医生陆丽芬这样形容：“这就是个跷跷板，往任何一边多走一步，都可能滑进深渊。”
手术签字，不同以往。除了丈夫，徐爱娟的兄嫂、裘苗根的兄弟，4人都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病情知道，要求手术，后果自负。”裘苗根说，签字的时候，他还是挺平静的。
早上9点半，徐爱娟进了手术室，下午5点，裘苗根见到陈兵从手术室出来。“他跟我说手术成功了，我们很高兴。”
术后十多天，徐爱娟再次吐血。这一次，她吓坏了，医生们也很紧张。万幸，胃镜检查发现，出血的原因不是静脉曲张破裂，而是食管的某处溃疡，血管烂断了，没愈合好。局部应用止血药物后就成功止住了出血。
上周胃镜检查显示，徐爱娟的溃疡已经愈合得差不多，静脉曲张情况也转为轻度了，接下来几年应该不会有出血的困扰。
住院3个多月后，徐爱娟终于可以出院了。回忆这3个月，潘文胜非常感恩这样的团队合作：“几次大出血之后，ICU主任黄曼负责病人的基本生命体征，给手术准备了所有的基础条件；我给陈兵创造了手术条件；陈兵成功地把病人救了回来。”
“我负责治病，你负责信我，才有了最理想的治疗。”潘文胜说。
夫妻俩心里满是对浙医二院几位工作恳勉负责的医生的感谢；而医生也感谢这对夫妻的无条件信任。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囚徒困境”。从理论上说，双方互相保持忠诚是整体最优的结局。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双方都选择了背叛对方。在防范心理下，医患双方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在我国，医患之间鲜有“道德信任”，只有“技术信任”。而失去了“道德信任”的基础，“技术信任”往往脆弱不堪。一旦发生不良医疗后果，这种“信任”就会立即出现戏剧性转折，而且变成彻底的不信任。治好了，医生就是天使；治不好，医生就是魔鬼。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信任缺失的环境下，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而要破解医患信任危机，必须高扬医学人文精神，重建医疗行业的公信力。只有医学变得越来越温暖，医患关系的坚冰才会日渐消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