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民生政策恐怕就是“健康中国”了，而且“没有之一”。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细细体味，在“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健康中国”又逐渐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就是，“健康中国”的概念，也许正在被悄悄地偷换成“医疗中国”。
对于“健康”一词，可以说大多数国人并无明确的概念。一般来说，“健康”对应的英文单词是“Health”，非常明确。但在中文语境中，却多出了一个可能是从日文转换而来的概念——“卫生”，这个词对应的英语单词也是“Health”，譬如中国的“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英文名称就是“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与此同时，在中文语境中，“卫生”又经常与“医疗”一词构成一个复合名词“医疗卫生”，成为一个行业的名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健康”通过“卫生”的“中介作用”，很容易就会滑向“医疗”。
究竟什么是“健康”，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在这个定义中，“健康”一词，明显包括了三重含义：其一，没病没灾；其二，身心健康；其三，幸福美满，这样理想的“完好状态”显然远远超出了“医疗卫生”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中国”也应该是这三重含义在中国的实践。更要强调的是，这三重含义的整体性的实践。
纵观历史，在20世纪以前，斑疹伤寒、结核病、猩红热、麻疹、霍乱、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烈性传染病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我们姑且称之为“传染病时代”。到了20世纪中期，因为免疫和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一些传染病基本上被消灭，其余的也得到了控制。从此以后，慢性病取代了传染病成为健康的主要威胁。很多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领域的著作中都谈及：“如今，许多主要的致死原因与个人习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非医药所能解决”。于是，癌症、心脏病和中风成为主要的死亡原因，人类社会从此迈进了“慢性病时代”。
与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病有两个不同的特征：其一，慢性病的致病原因被认为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二，慢性病通常是只能控制而不可治愈的。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前半期形成的“治疗至上论”已经与以慢性病为主要威胁的当代社会中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科学院韩启德院士的名言“医学对健康只有8%的作用”。还有就是在坊间流传甚广的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世界，医疗服务的商业化倾向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潮流。当然，从医疗服务的高门槛和高风险而言，医护人员得到与之相对应的高工资待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医疗服务从本质上来说是“天然垄断”的。如果以产业化为幌子，以过度医疗为手段来过度地攫取财富，就非常令人遗憾了。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医改并没有取得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匹配的效果的基本原因。
“健康中国”是一项集社会、环境、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宏大工程，并不是医疗卫生一家的事。如果“健康中国”滑向“医疗中国”，最后成为少部分官员、医院、药商和医生的欢宴，人民群众就惨了。譬如近年来兴起的老年服务，在宏观规划中，似乎也被归到“健康产业”中。从一些地方的实践看，显然已经被“医疗部门”所挟持，老年服务越来越被限制在对“病”和“医”的狭隘理解中。
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老年服务通常被称为“长期照护服务”，并非针对所有的老年人，而是主要针对 “衰弱”和“失能”的老年人。造成“衰弱”和“失能”的原因有三：一是罹患疾病，二是生理衰退，三是智力障碍。所以，老年服务应该为生活自理有困难者提供帮助，生活照料和健康护理并重，同时偏重于日常生活起居的照顾。其基本内涵为生活自理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实现、尊严及基本的人权的尊重。说明一下，这里所指的健康护理，是指不以“治愈”为目的，着重于预防和减缓病情发展和生理、智力衰退的护理与康复。
以上理解，是否与前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理念更加契合。但是，研究发现，现在一些地方的“试点”，显然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